负气出走

　　蒋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9时回到上海，随即去拜访了盟兄张静江，当天下午，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后，便登船回奉化老家。

　　孙中山对蒋介石此举很不满意。这期间，苏联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早已到达，计划筹办军校已有了眉目，孙中山有意让蒋介石出任军校筹备委员长，可蒋偏偏不来。孙中山于12月30日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军校招生、考试在即，但在广州仍见不到蒋介石的身影，孙中山火烧眉毛，便让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连发6封电报催蒋南归。

　　蒋介石接到电报，继续在溪口慈庵呆了两周，终日拂案焚香，绕茔抚树，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了广州向孙中山复命。1月24日，蒋介石受命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此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羊城内外，喜气洋洋，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这喜庆又添一重氛围。

　　蒋介石虽然也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165位抵粤代表中，备受冷落，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没有蒋介石扮演的角色。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他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产生。

　　蒋介石心中闷闷不乐，他又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不觉一怔：唉，这个中正！去年派他赴苏俄考察，就指望他回来挑这副担子，可回来也不马上复命，本党改组刚刚完毕，这样随便如何可以?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孙中山不准蒋介石辞职，而蒋介石也并不是真的要辞职，于是他便上演了一场讨价还价的闹剧。

　　蒋介石撂挑子，还受其政治心态的支配：他极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就是要容共、联共，学习俄国人的方法，走俄国人的道路，孙中山态度很明确：“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蒋介石跟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在《游俄报告书》中就曾毫不讳言地表达：“俄党无诚信可言，与英、法、美、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现在，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林伯渠当上了农民部长、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他蒋介石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远离权力中心，其对孙中山心怀不满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抱怨廖“专以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露骨地批评廖“过信俄人”，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最后声称：“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周恩来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此时，蒋介石似已看出，在苏俄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他之所以未敢公开提出清党反共，只是当时羽翼还未丰。 当蒋介石带着娇妻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军校3月21日即将举行入学考试，而这个入学考试的委员长不在广州黄埔坐阵，却跑来上海。他不解地问蒋：“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也就是将本党之命脉交由你，责任重大，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你若手头吃紧，我可以再资助你一些。”

　　“我个人倒不缺钱，”蒋介石愤愤不平、牢骚满腹道：“黄埔岛那个弹丸之地，一片荒凉，白手起家办军校谈何容易，今天去催粮、明天去借钱，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竟敢指着我的鼻子奚落我；还有，大本营那个禁烟督办杨西岩竟目中无人，胆敢拒绝拨付军校的开办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我还去当许崇智的参谋长，带兵打仗吧!”

　　“中山先生不是让你当军校筹备和入学考试委员长了吗？”

　　“静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和许崇智，只让我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我实在不愿意给人家做嫁衣裳!”

　　蒋介石这句话总算让张静江明白他负气出走上海的真实意图，是在以退为进，给孙中山施加压力，是在要挟孙中山。

　　“你回去，”张静江见自己盟弟受如此委屈，便一拍桌子：“我马上给孙大炮写信，校长之职非你莫属，我的话他不会不听，一定叫他让你当校长!”“反正我已向总理提出辞职了，先回奉化看看动静再说。”

　　“对！”张静江怂恿道：“他不委任你为校长，你就不要出山！”

　　张静江、蒋介石都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两人义结金兰，换贴拜把，情深义笃，利害相关。刚才张静江对蒋介石讲的那番话并非是口出狂言，他与孙中山的交谊确非寻常。

　　早在1902年5月，孙中山赴欧美向华侨募捐革命经费，在轮船上邂逅浙江湖州四大富豪之一的张家公子张静江，他当时正赴法国出任清廷驻法国公使馆一等参赞。孙中山见张静江虽也算朝廷命官，但官位不高，且尚年青，谈吐不俗，便将自己真实姓名和推翻清廷的革命主张相告。经说服、引导，张静江愿意参加孙中山的组织，当即慷慨表示，愿以白银3万两相助，让孙中山凭其亲笔信到纽约通运公司找姚叔兰(张的妻舅)提取。3万两白银，这在当时可算一笔惊人的数目。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取得白银3万两。以后，张静江对孙中山继续疏财相助，孙中山对他虽说不上言听计从，却也十分重视。

　　蒋介石原以为他这一走了之，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然而，在蒋负气出走后，孙中山即命廖仲恺代蒋职，继续筹办军校事宜。同时，于2月29日亲自电陈蒋介石复职，内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

　　孙中山拍完电报，又于3月17日将禁烟督办杨西岩免职查办。

　　按说，这已是给足了蒋介石的面子，他该回任了吧?可还是没有。他私下里向人透露，本人的“行止不应以杨西岩免去而定”。很明显，他只不过是借杨西岩不拨经费为发难之借口罢了。

　　3月2日，蒋介石曾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开首之言，不外是“知遇之隆，并世稀有”这类的奉承话，接下来笔锋一转，便端出陈其美(陈英士)。

　　陈其美的确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要党员摁手印向他个人效忠，连黄兴这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也拒绝，而陈其美则二话没说。蒋介石正是由陈其美介绍并监誓而加入同盟会的。辛亥年，蒋介石在杭州举事成功后赴沪，出任陈其美的沪军第五团团长，遂跟陈其美换贴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异姓兄弟之第一遭。后来，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在许多老朋友纷纷离他而去的时刻，经陈其美引荐，蒋介石才得以单独拜会孙中山，始与孙直接牵上线。于是，他在信里用标榜自己与陈其美的关系，希冀打动孙中山。他写道，自己与陈其美“万古交情，虽手足之亲，未足间其盟契；骨肉之挚，不能逾其思义，肝胆相照，可质天日”而盟兄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接着便和盘托出他蒋介石侍奉孙中山于永丰舰的事。那是在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从上海赶到广州，冒险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率海军与叛军对抗，深得孙的好感。蒋介石颇有心计，不仅让人拍下了孙中山坐在藤椅上、自己身着戎装威武地站在孙中山身后的照片，而且事后还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书。孙中山不仅为该书作序，称蒋介石“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并且还对外国记者说：“蒋某此来，不啻增加两万援军也。”这也就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的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这次他又旧事重提，说有几人能像他蒋某这样对先生忠心赤胆、生死与共呢？

　　一番表功之后，他便将话挑明了：“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乃陷危境……”最后，他进一步要求：“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

　　蒋介石在信中答应孙中山于日内起程。实际上，他是先应付过去，至于何时动身，还要等待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