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

　　接到任务紧张地大哭起来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五百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