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收获无法用金钱衡量”

　　这是一个名为“突击一番”的避孕套。

　　“今天看到这个用猥亵戏谑的言辞命名、用牛皮纸包装的避孕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沦陷区的中国妇女，遭受过怎样的凌辱。这是我委托一个日本留学生购买的，他跑了好多地方，也托了很多人，最后帮我以1800元的价格买下了。”吴先斌介绍说。

　　和“突击一番”避孕套一起保存的，是日军用于预防性病的一支药膏——“星秘膏”。药盒正面注明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和“陆军军需品厂”生产，背面还印有“使用法”。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指出，“突击一番”避孕套和“星秘膏”，是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最直接的证物。

　　除了上述展品外，让吴先斌感到颇有价值的是一张侵华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仙鹤门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是日军在南京屠城屠乡的有力证据。

　　“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战功，各部队都有出写真帖的习惯，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日军攻打南京部队之一的伊东部队写真帖内，是5年前我从一个东北收藏家手中花钱买的。为了购买这套资料，我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整套资料共花去5万元。”

　　5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吴先斌却觉得很值：“我不觉得价钱高。虽然以前有纪录日军在南京仙鹤门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图片史料比较缺乏，而‘一张照片胜过1000个单词’。为了获得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藏品，我不惜代价。”

　　据了解，包括这张照片在内，吴先斌收藏的78张历史照片，已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曹必宏编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史图像》采用。

　　吴先斌还从一名钟姓的南京人手中购得日军轰炸南京、屠杀平民的历史照片。照片纪录了“惨死于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画面上有被烧焦、被炸死的中国人的尸体；它们还纪录了日机轰炸后留下的弹坑，房屋炸塌后的惨状，也有被“击落下来的墨(应为木——记者注)更津航空队敌机残骸”。摄影者为著名学者顾毓秀的表亲、后来加入中共的薛宝鼎。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王卫星说，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惨状，历史上留下的照片并不多，而吴先斌收集到的这组历史照片，有4幅直接反映了我同胞被日机炸死后的惨状，应当说是对现有日机轰炸南京的历史照片的重要补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家民间博物馆中，还有日军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中方管理人员贾瑞林使用过的望远镜、徐莘农等记载难民区真实情况的书信……

　　虽然这家民间博物馆不在南京市中心，但每天都有一些参观者前往，他们是对这段历史真正感兴趣的人，其中不乏来自日本的忏悔者。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不图任何经济回报。

　　“其实，吴馆长的经济实力不是十分雄厚。”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张连红告诉记者，“为了让资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吴先斌十分节约，他省下火车的卧铺费，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着，去外地‘淘宝’，一站就是10个小时，下车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文物和旧货市场。这个民间博物馆也不追求豪华，它体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价值”。

　　“小时候我不太关心历史，也从没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吴先斌谈起创办抗战民间博物馆的初衷时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日军的一个册子，就请张连红老师鉴定，他认为这有重要史料价值。张老师对我说，你要是有这种能力，可以多收集一点。”

　　由此，吴先斌一发不可收。他一边经营装饰城，一边收集史料。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好好挣钱，去办什么博物馆，有点不务正业；也有人问他，生意之外办馆，是不是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

　　吴先斌说，社会生活使他逐渐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史料将会湮灭，而史料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于是，他对史料的抢救性收集，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如果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让历史的教训变成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许多悲剧就不会重演”，吴先斌说，“几年来，我已经花了500多万元，每年维持博物馆正常开放的费用就需要30万元左右。很多企业家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都想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回报社会。人生有一种收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草根馆体现了反思历史的民意

　　吴先斌收藏的照片中，还有这样一些画面：

　　——在充斥残墙断垣的南京城内，四名日本侵略军军人正举枪射击，枪口瞄准的是中国人；

　　——两名日本军人安稳地坐在凳子上开枪。画面显示，日本侵略军已将屠杀中国百姓作为一种休闲、取乐(“just for fun”)的方式。

　　吴先斌还先后拿出包括这两张照片在内的数百张收藏照片(专家说其中有不少可称“孤本”)，分别与《现代快报》、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等单位联手，在南京长江路文化艺术中心、师大随园校区、仙林大学城、雨花台区政府一楼大厅，举办了图片展。这些历史照片是首次与市民、学生见面，它们大都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

　　据报道，在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现场，前来参观的南京市民络绎不绝，曾目击侵华日军暴行的老人在观看图片时老泪纵横。展场外面，数位南京市民冒着寒风打出了“勿忘历史，警钟长鸣”的条幅。参观者说，照片中有些画面让人过目就永世难忘。

　　据张连红介绍，“吴先斌还经常热心组织各种学术沙龙。沙龙的举办，让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研究历史的人很兴奋，我们有了新的平台和场所畅所欲言，交流思想。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带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在客观地反思历史。”

　　民国史研究专家张生教授谈到吴先斌时也说：“我经常去他的抗战民间博物馆，看看新到的藏品，翻翻战时的书籍，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他是一个企业家，他研究历史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注重的是文本的分析，而他则会拿出很多实际的史料，用活生生的实物展现那段历史。民间人士如此执着地研究历史，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现在，在宁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鲜有不知吴先斌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必强、江苏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江苏省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杨夏鸣、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总代表王选等，都常是吴先斌的座上客。吴先斌还应邀去南京师大给历史系研究生讲述他收藏的日本侵华史料图片。南京理工大学举办该校第三届“和平周”时，也把参观南京抗战民间博物馆作为“和平周”的重要活动。

　　“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有一些著名的纪念馆、博物馆。我时常问自己，抗战民间博物馆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吴先斌说，“我想，公共纪念馆给参观者作的是一种宏观上的介绍，我这里突出的是一些重要细节，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了解历史。历史有时存在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和实物之中，历史叙述也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展开，而我们这里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来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

　　“我想，通过抗战民间博物馆的展品，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公民(对历史)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同时，这种‘草根馆’也给那些国外参观者以震憾，他们见到了中国人反对侵略战争、渴望世界和平、期盼世代友好的民意。”吴说。

　　“国家应该鼓励这样的草根博物馆。它使用民间的财力，收集散落的史料，是公共财政开支的纪念馆、博物馆的重要补充，也是一种公民意愿的真正体现，能够促进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张连红说，现在，日本一些市民都加入了侵华史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很多；但中国大多数人还认为，学术研究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情。其实，学术研究应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好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国内也有部分普通群众加入到相关研究当中，吴先斌就是个例子。他的史料收集工作，弥补了很多空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拿出自己的收藏与社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