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震动了西方世界。西方媒体将其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今年3月，《中国不高兴》甫一出版，又掀起一股“大讨论”的风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强正是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中国不高兴》的策划人张小波同样也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当时署名为“张藏藏”)。

　　于是，有人说《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是“民族主义再次升温”……也有人说，《中国不高兴》就是1个商人(指策划人张小波)加5个文人(指作者宋晓军、王小东、宋强、黄纪苏、刘仰)炮制出来的“赚钱工具”。该书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封面上还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字句，着实引人注目。有批评的声音称其“纯粹是一次商业炒作”。

　　且不论褒贬，《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海内外舆论强烈关注，甚为畅销(自3月13日出版至今印制了27万册)乃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新闻报道所需，记者日前前往书店欲购该书，辗转3家书店方购得一本货柜样书。

　　通读全书，乃是上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书中的一些标题，以及文中的一些字句，颇有冲击力：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跨越13个年头，再次组织编写这样一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此书写给什么人看，想提供给人们什么？3月24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刘仰。

　　“矫枉过正是有必要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也和其他作者有过交流，您觉得此书最终想跟读者表达什么？

　　刘仰：我们这几个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00多年，中国许多人的自信心已经被打得压根儿抬不起头，只要一有人说我们要做点什么，立刻就会有另外一些人拎着大棒子说你夜郎自大，不好好反思自己，很狂妄。他们习以为常地用仰视的目光看西方，更严重的是有人跪在那儿看，有人趴在那儿看。我们这几个作者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至少我们要站起来跟西方平视着看，平视着对话。

　　如果将来中国做得比西方更好，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俯视他们也完全可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对这种念头连想都不敢想。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的这类看低自己、矮化中国的人在当今社会有代表性吗？

　　刘仰：实际上，有很多人从主观上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跪着或者趴着与西方对话，他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姿态，已经习以为常。举一个例子来说，之前有一个电视主持人说“龙”作为中国的形象不好，应该用“大熊猫”来代替。我觉得中国形象用“龙”，用“熊猫”，还是用什么别的，都可以讨论，问题是你提出要更改的理由是什么？你说是因为外国人不喜欢，所以要换，我觉得这就很荒唐。美国人用老鹰做形象，有没有考虑到中国人喜欢不喜欢，英国人喜欢不喜欢？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很多提到“民族主义”。有些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强硬、甚至敌对的态度，您怎么理解“民族主义”？

　　刘仰：中国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一说民族主义，就说它是中国人民族性里的一部分，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就是祸害。以前我们说“卖国贼”，现在多了个新名词叫“爱国贼”。

　　其实这当中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狭隘，他不了解世界近代史，不了解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就随便说。至于为什么现在谈到民族主义会有这么多负面东西，是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发展过头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是军国主义，一个是种族主义。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就不要民族主义。其二是对中国人的欺骗。现代国家每一个都在张扬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大家的方式不同而已。美国前一阵子说买国货，那就是民族主义。

　　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民族主义过了，而是民族主义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哪些现象证明我们民族主义还不够？

　　刘仰：就拿旅游这件事来说，现在但凡有一点历史的国家，都会把代表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古迹保护得很好，甚至有时候都会编造一些历史。他们觉得这一方面能够凝聚民族情感，另一方面也能带来财富。但是在中国，这几年我们对历史古迹越来越重视，在这以前中国人毁掉多少古迹。这些历史古迹，是民族主义外在的载体，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在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东西真的很缺乏。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这本书里对民族主义喊得太张扬，太过了。我也觉得可能有些地方矫枉过正了，但是现在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用当头棒喝的方式，矫枉过正地敲一下也有必要。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提前准备了”

　　《中国经济周刊》：对《中国不高兴》，有评论认为该书的目的是“猛烈地抨击西方”，呼吁“中国要做一个领导性的大国”，对此您怎么看？

　　刘仰：现在西方很多人说将来中国会超过美国。但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思考：如果中国真的持续发展，有一天能够对世界承担很多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对世界负责？我很明确地说，中国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就算中国将来成为一个不管从经济总量，还是政治影响，都超过美国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用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上立足，因为这种方式有很多坏的影响，中国必须要有一种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可能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一步，但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为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去设计。这是一个国家的长远目标。我们现在讲“韬光养晦”，要珍惜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机遇，这个说法是对的，但绝对不排除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应该有放眼世界的胸怀。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说美国模式不可以模仿，这是金融危机之后得出的结论吗？

　　刘仰：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们考虑很多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很多观点也更容易找到现实的佐证。美国这种模式让3亿美国人生活得比较富裕，但你说美国人有多幸福，值得怀疑。更何况，3亿美国人富裕了，问题是世界上有60亿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责任就是，中国要树立一种发展模式，能够让中国13亿人相对富裕，而且有比较多幸福感，然后这种模式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来借鉴，走向相对富裕，且幸福感、满足感都比较充分的一种社会形态。按照这样一种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设想，美国的模式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国式愚民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对美国模式，您能不能给出一个核心的描述？

　　刘仰：美国人很简单的把一个人生活的幸福全部等同于金钱和财富，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可以追求财富，但不能把它当作第一目标。美国把很多经济目标当成一个纯经济来做，什么叫纯经济呢？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只考虑利润，要利润大，就把成本减小，而最大的成本是人，所以你看到，美国很多企业面临市场挫折的时候，经常采用的就是裁员。这就是一种纯经济方式，完全不考虑社会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把美国的问题比做一个病人，您觉得它病到什么程度了？

　　刘仰：我觉得美国算癌症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很多老百姓崇拜比尔盖茨，崇拜巴菲特，这是一种金钱至上的观念。在美国一批理论家、企业家、思想家长期指导之下，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对企业的崇拜，企业已经变成美国社会的一个宗教了。这种宗教已经深入到美国老百姓的内心。这就是美国的愚民政策。

　　美国在大萧条以前，执行的政策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当中有成功有失败，适者生存，不适者不生存，这在当时的学者、思想界、企业界领袖里面，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

　　如今美国主张的愚民政策，就是现在美国社会流行的“成功学”。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你的失败是由于你的个性造成的，那些人成功是因为他个性很好，性格好、交际能力好、善于把握时机，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目前也蔓延到了中国。这种理念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明明是制度问题，还告诉你说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同样经济形势不好，法国就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美国就没有，这很容易理解。

　　(记者 姚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