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如《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再比如，三国时魏国名士荀粲(字奉倩)虽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镇。其子荀粲却服膺老庄。他曾经公开说过，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来取悦男性，不必拘于德才。《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荀粲娶大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其妻美貌温婉，深受他的喜爱。爱妻患热病，荀粲不惜受时人讥诮，为了给爱妻物理降温，竟然大冬天在户外先自凉身，然后以身熨妻为之降温驱热，然而妻子不久还是病故，荀粲也哀伤过度，不久死去。这段轶事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至情至性的男人为情所陷以及爱妻去世后的悲苦。《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这一类行为，表面似乎是在批评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实际上是暗中叹赏这些名士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伦理观与审美观。当然，魏晋与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贵族之中，淫乱之事也不少，但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名士风度是两码事。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过去有所谓“清谈误国”之说。《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间的名士轶事。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复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有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一代人生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大聚茗轩的国学讲演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