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巩，曾是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长，长期担任中国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期间参与了策动十一战区起义工作，同时积极说服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解放后不久，中国大学因故停办。对自身的工作，他表示“只求稍能裨益于人群，一息尚存，永矢不渝”。本文选摘自《纵横》杂志2009年第2期，作者何嗣珌。

　　1947年10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时在香港的李济深，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长文，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并利用自己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策动自己的老部下反对内战。中共南方局与李济深计议，准备争取十一战区战场起义，李济深即与时在北平的何其巩、余心清加紧联系。

　　参与策动十一战区起义

　　我的父亲何其巩和李济深是第二次北伐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朋友。1928年3月13日，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党革命军总参谋长，指挥北伐军；其时，何其巩作为第二集团军总代表率部作战。6月初，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政权覆灭。1928年南北统一后，国民政府迁首都于南京，6月28日，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设北平特别市政府，何其巩出任第一任市长。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父亲积极策应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行动，从此两人关系更加紧密。1945年8月17日，时为中国大学校长的何其巩突然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平代表，同时，蒋介石又下令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不准释放共产党员。李济深听到消息，立即来电希望何其巩摆脱蒋介石。后来，何其巩因释放北平监狱关押的全体共产党员及联系八路军受降部队，被撤销“代表”名义；接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又武力逼迫何其巩离开了中国大学。从此，何其巩受到北平特务机关的侦察和监视。一个叫吴三爷的特务，经常到何家骚扰。但何其巩一直保持着和中共北方局的工作联系。

　　父亲与当时驻平的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担任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余心清，都是参加过1926年9月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的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何其巩是秘书长，在三人中职位最高。“九一八”事变以后，余心清在冯玉祥的支持下，联络桂系、粤系等将领，策划共同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共产党联合抗战，余心清积极响应并参加，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兼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同盟军抗战因蒋介石破坏失败后，他到福建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任政府委员、经济委员会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余心清遭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被迫出走日本。1935年，余心清回国后，继续从事抗日爱国活动。孙连仲则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率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团担任台儿庄正面防御作战任务，牵制了日军两个旅团的兵力，是著名的抗日将领。

　　余心清按照李济深的意见，已经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争取十一战区战场起义，并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但因在1945年10月曾发生过西北军旧部、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起义事，及蒋介石对李济深和余心清的“福建人民政府”恨之入骨；此时，余心清的行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余心清找到何其巩，请求设法帮助。何其巩安排了与苏联朋友、外交官齐赫文斯基及夫人的数次相互宴请，并邀余心清参加，避开敌特的耳目，掩护了秘商策反事宜，并由自己的警卫人员白文全代余心清转送了军事情报。

　　不料，余心清等因工作不慎，策动孙连仲的十一战区战场起义机密泄露，余心清等五人被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余心清经冯玉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舆论相救，1949年方获释放。丁行、谢士炎、朱正国、石崞四名同志被蒋介石杀害。

　　说服傅作义率部起义

　　何其巩在《自述》中写道:“余心清事发，傅作义代孙连仲来平任‘剿总’司令，我长时期地争取他，从未与进步组织隔断。”父亲和傅作义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1928年，父亲作为第二集团军总代表与第四集团军白崇禧和第三集团军傅作义部率军攻克北京、天津，父亲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1933年，傅作义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时在上海的何其巩筹款北上，支援慰劳长城抗战的各部军队。多年以来，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1948年，解放大军包围北平城郊后，地下党传来党中央、毛主席“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战略意图。父亲约同邓宝珊、张东荪等配合行动。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珊，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和父亲是“北京政变”时的老搭档；张东荪则是1938年在北平沦陷区父亲领导的我秘密抗日情报组织“北方救国会”任常务理事，两人均表示全力以赴。“12月18曰夜间，许惠东(时北平参议会议长)称奉傅命来访，尚术缓兵之计，因为时机紧急，不得不严正警告，要他们克日起义，不可迟误。许态度顽强，走后果向傅回报，再添点枝叶”加恨于何。12月22日，傅作义部主力第三十五军被我军全歼于新保安。“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蒋介石、李宗仁等头等战犯名单，共43名，其中包括傅作义。”此时的傅作义心情焦躁、顾虑重重，绕室彷徨、走投无路。

　　1949年元旦，父亲找傅作义没有找到；就要邓宝珊转告，次日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及张东荪等来家吃饭。元月2日，客人到来后，父亲首先赠送给傅作义一幅条幅，上面是父亲亲笔书写的陆游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傅笑着道谢收下。宾主落座边吃边谈，这顿饭吃了六七个小时，谈话始终围绕着在当前形势下，傅作义的出路问题，反复进行研讨。父亲为傅作义从当前国内外形势，人心的向背，国共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等诸方面剖析，谆谆劝导，指出蒋介石已是穷途末路、干夫所指，败局无可挽回。最后，父亲对傅作义说:“我们一道北伐，攻克平津；长城抗战，多少旧日同胞罹难；卢沟桥佟(麟阁)赵(登禹)殉国。北平古都，这么多古建筑，能够完整保存到现在，多么的不容易。”严正地指出，将军一世磊落，率部起义是唯一的出路，“希望你流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傅作义当即表示决定率部起义。父亲提出应抓紧组建谈判代表团并开始联系谈判，傅作义、邓宝珊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晚就谈判代表团人选做了初步决定，以邓宝珊为代表团负责人，调周北峰将军参加与解放军谈判。父亲又推荐张东荪作为代表团与中共方面的联系人，陪同出城。

　　1月6日，周北峰、张东荪等人到河北蓟县八里庄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负责人开始谈判。10日，周北峰代表傅作义在《会谈纪要》上签字。1月中旬，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周北峰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五里桥，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进行谈判；双方以傅部接受和平改编为基本条件达成了初步协议。19日，拟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双方代表正式签字。

　　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和平解决北平之双方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一纸字条，中国大学停办

　　北平和平解放后，何其巩面晤了宋庆龄、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等诸友，互勉为建设新中国继续努力工作。

　　自从1936年父亲担任中国大学校长以后，“中经八年抗战，竭力苦撑，校内建设，曰有增进”，“不意民国卅五年六月，有国民党北平市主委吴铸人、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委陈雪屏、北平行辕主任代表肖一山等协议破坏中大，指挥党团特务分子强占学校，强制教职员罢教罢课，并以中大改为国立，煽惑教职员学生一致发动。其巩横被迫害，不能行使职权，从此以后校务遂陷于党团特务爪牙之手，两年半以来，极尽一切反动之能事”。“现在北平解放已经匝月，中大以负责无人，至今仍极混乱，前途不堪设想”。何其巩以身为校长“责任攸关”，将中大情况于1949年3月5日书面报告北平市军管会文教会，请求采取有效办法解决中大现状。

　　“七七”事变后，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驻北平坚持地下工作，与何其巩单线联系的“北方救国会”秘书长张靖(德懋)以丰台接管小组名义向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主任书面报告关于何其巩问题:“由于他曾去过苏联，并和我党同志及进步人士(如齐燕铭、张致祥、吴承仕等)经常接近关系”，“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夜，即在我党推动下，从事支援学生运动，配合统一战线等工作，‘七七’事变前后，在我直接联系下首先坚持中大进步阵地，反击CC分子陈希孟北上，其后除以北方救国会理事长职务外，并对当时联络局工作，作了很多惊人贡献。”“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他也出了不少力量。”并写道:“他的社会关系异常广泛(西北五马、西南李白、汉中石敬亭等方面，都有条件展开活动)活动能力甚强。”何“再三表示愿对今后大局有所贡献。”张靖“颇感此人今后尚有很大用处”，“提出几点:1.于短期内约其前去面谈；2.必要时允其拜会毛主席；3.指定较强人员与其保持经常联系。”

　　叶剑英主任将此件于3月7日批请市委几位同志阅，并文教会同志阅处。9日，一委员阅后，在原西北军旧部石敬亭的名字下画了一道曲线，写了100余字的纸条，结尾是:“何为人很投机，多方均有拉拢，与军统亦有某些关系，但我知道不多。”附了上去……

　　3月26日，中国大学训导长吕复向北平市军管会文教会递交了“请求政府接管中大”的信件，中国大学就此宣告停办。

　　孙中山先生1912年创办的中国大学，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沦陷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基地。齐燕铭、史立德都是中国大学“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新政协筹备期间，齐燕铭找到史立德准备向周总理汇报何其巩的工作情况及安排问题，史立德说:“我没有你官大。”齐燕铭说:“我不如你会讲话。”于是两人一起来见总理，没想到总理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还多。“8月7日，齐燕铭一来叙旧，才知道我有了空隙！说有人讲我很不正确的闲话。”何其巩闻此言如被冰雪，遂按照总理的要求，书写了《自述》，他在这篇3000余字文章的末尾写道:“本自田间来，不怕艰苦，住真理，必前进，但以旧社会底纠缠，只能帮助进步人士革命分子去应付或改善环境，没能够突飞猛进。”“只求稍能裨益于人群，一息尚存，永矢不渝。”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1950年4月10日“交周新民同志转翔宇同志”，又按中央意见，写《自传》呈毛主席。1954年秋，齐燕铭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传达总理意见，希望何其巩参加第二届政协工作，父亲告诉齐燕铭自己已身患重病，不能出来工作了。1955年10月17日，父亲因肝病不治在京病逝。

　　李济深、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齐燕铭等都前来悼唁。傅将军涕泪沾襟，悲不自胜，深切感激老友能在自己危急、困惑时刻，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伸出援助之手，使自己走上起义的光明大道，保持了凛然的晚节。

　　章士钊先生为何其巩题写了碑文。何其巩葬于福田公墓，长眠在北京的土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