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在国内文坛始终与莎士比亚相连，他耗费40年时间所翻译的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剧作和三卷诗歌至今依旧为人传诵。如今斯人已逝，却给家人与后辈留下了太多珍贵记忆。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我有些纳闷地问。

　　“梁实秋。”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1912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兵变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校”，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在清华的8年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系，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先见之明”，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里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得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1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口述 梁文蔷

　　(摘自《往事不寂寞》李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