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4)——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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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4)
2009年04月17日 17:20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谈“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当然,这不是什么“坚决捍卫”。要是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帮倒忙。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所谓“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且,这东西辛亥革命后就没了,到此为止。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我承认,“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触;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能停的;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2500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的“和谐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历史久远,很多粗糙乃至让人恶心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过滤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场景”,很优雅,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哪位新诗人比李白杜甫更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暴力倾向,还有思想的阴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你问我怎么看待这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话来打发。因为,那样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来就是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

  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对话与竞争,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承认这一现实,同时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过程,而不要急于撰写“成王败寇”的教科书。

  说到底,历史研究有其边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极为心仪“五四”,但从不指望它解决现实问题。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经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转化与制度创新,想用纪念3阐述某一历史人物4事件来解决现实中国的诸多困境,那都是异想天开。

  2009年3月28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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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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