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延安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可是陈伯达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中国教员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人生转折
陈伯达在初到延安时未能得到中共中央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畅。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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