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人

　　九旬老人，找到了父亲杨振声的学运确证

　　“报纸上这张图片那么小，我拿两个放大镜叠在一起看，看到的还是模模糊糊，不过已经可以确认，上面一排第六个名字就是杨振声。这是档案馆的资料啊，是最准确可信的资料。”虽然已经是两天之后，王荣禧女士的声音还透着兴奋的余韵，而杨起先生则古雅地合掌，连连致意。

　　对他们来说，这是读报的一个意外惊喜。让他们兴奋的正是本报4月14日“五四之光”专版之二——《爱国学生被捕案揭秘 馆藏档案披露许德珩等三十二名学生出入狱始末》，那张“许德珩案京师地方检察厅豫审请求书”的图片，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父亲杨振声的名字。王荣禧女士说，拿双放大镜看过，她又把这张图扫描下来，在电脑上放大了看，还是不够清楚，当日，她就和版面编辑取得联系，表示一定要到北京档案馆复印或者扫描这张图片。

　　因为年代久远，历史动荡，文字资料又少，“连照片都没有几张”(杨起语)。尤其是杨振声先生不喜对人言己、不喜与人争的个性，不仅使杨振声渐成为一个陌生的名字，难以被后来的研究者关注的一大要因，而且子女对父亲的了解都是一些碎片，勾勒出父亲人生的，许多都是经由别人的讲述和回忆片段。他们说，因此有关父亲的同一个历史事件，经常有几个版本的说法，拼接不上。此次在读报时发现了一个有档案资料可查的确证，自然欣喜非常。

　　而对于即将迎来九十岁生日的杨起先生而言，这份资料还另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印证他的诞生的的确确是和父亲坐牢在同一时期。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火烧赵家楼后，警察和军警赶到，以“学生杀人放火”罪名捕人，当时大批学生已撤离，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后来认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杨振声《回忆五四》刊于《人民文学》第五十五期，1954年4月)

　　5月7日，即32人获释的同一天，杨振声与许德珩、周炳琳等就组织《五七周刊》的发行(因7日为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小报形式的《五七周刊》，便于学生街头演讲时分发)。“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苦闷的是与外界的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个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了出来。”(出处同上)

　　与此同步的，正是儿子杨起5月17日在蓬莱县城降生。

　　采访那天，杨起先生还讲了一个从不见记载的小故事，“1928年，父亲到清华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教务长和文学院长。1930年，阎锡山派其亲信乔万选在武装人员护送下来清华接收清华。但是清华的人对此并不认账，很多学生和教授聚集在清华西门拒绝乔万选做校长。我当时在清华成志小学读书，听说之后就跑到清华西门那里去看热闹。我亲眼看到，父亲带头，领着一帮教授学生把着门口，不让乔万选他们进门。我记得很清楚，乔万选他们当时开了两辆汽车，最后却只能回头走回去了。”

　　附注：杨起，1919年5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煤地质学家。

　　-文/本报记者 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