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艰共克多读书 有感于温家宝总理的号召

　　刘伟见

　　假日里逛书店人多了起来。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今天，图书似乎悄悄地呈现逆市上扬的趋势。据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图书订货码洋达到25.168亿元，同比去年增长了18%，创历史新高。过去较少有关于时势与读书关系的探讨，但据古今中外的一些例子看来，似乎隐约显现出愈是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读书的风气反而愈会盛行一些。

　　在面对金融危机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坚定信心，努力前进呢？窃以为，多读书，读好书，对共克时艰有良好的助益作用。就二者的关系而言，试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首先，时艰更易促成全社会的读书风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 ，这是郭沫若先生对邹韬奋先生领导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时局危难的状况下为国民阅读所起的积极导引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联中所透露出来的主张还在于强调韬略的价值在于有所实用，而奋发的方向必须从读好书中借力。我们今天所遇见的时艰性质已经大为不同，但在全社会倡导读书，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有着十分的必要。反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刚刚开始萧条的时候及时制定了促进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其动漫产品的壮大即与此密切相关，更为明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也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这直接促进了其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从国家战略的层次上来说，需要关注的一种内在的关联是：越处在时艰，越需要建立信心，而信心的建立，需要有文化的慰藉与启发，而这种需要反过来构成文化发展的契机。相对而言，在面对危机的过程中，娱乐文化的作用可能会让位于读书的作用，因为前者主张的是消遣和疏导，虽有必要但于信心建立作用有限，而提倡读书，营造读书环境却是立意于建立与创造，会对新时期民族价值观的建构起到积极的作用，人们也更能从后者得到力量。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过去没有经历的，通过读书的启发开启智慧的觉照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一点来说，培根所主张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很深刻的。

　　其次，遭遇时艰我们有着很好的读书传统，在现实中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其中以忠厚传家，以诗书继世也是重要的体现方式。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读书人能够“君子固穷”，而不是“小人穷斯滥矣”。同时，在学习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又生而知之者，上也；或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讲的是无论你是天纵之资，还是勤学所致，甚至是外在的逆境逼着你去求知，假如你求得了真知，从后果来看是一样的。所以孔子认为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他非常强调学而知之，甚至是“困而知之”。所以孔子对于“困而不学”很看不起，认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即在逆境中不加强学习，就很容易沦落了。所以求知的方法虽然有先后甚至高下，但重在求知的结果。由此可见，能在逆境中加强学习、砥砺学品也是中国读书人的好传统。历史上如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式的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他们是时艰多读书的践行者。

　　最后，读书能提高个人应对时艰的能力。读书本身能给予我们理性的力量与自我的提升，从而使个人的发展与时代紧密呼应。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身处此中我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思想、判断与行为选择，读书能使我们打破个人视角的局限性，使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理解家国天下，从而使自身在时局艰难时能为社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同时读书也能使我们更加理性而不是盲从。古人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此处之“愚”并非仅是愚人之“愚”，也指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近于“愚”的认识和理解的盲区。正是读书本身，能使人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提高应对时艰的能力。如果领导干部、老师、家长能通过读书自我提升，则不必一味从外部求计问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行文至此，恰好读到温家宝总理号召全民读书，说希望看到地铁里人手一册书的场景，令人振奋。遂赋诗云：百年故国新征途，运会东风万物舒。寻诊古今兴灭法，时艰共克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