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张国焘等六人还曾因为售卖国货而被捕

　　在近代中国，提倡国货比抵制日货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提倡国货、振兴实业的主张。辛亥革命前后，以中华国货维持会为代表的国货团体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国货思潮的萌生。

　　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与抵制日货是相伴而生的。早在5月7日，北京高师提议抵制日货时，也同时决定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冰心在对五四运动的回忆中也曾说：“为了抵制日货，我还旷课创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这固可说明学生抵制日货的赤诚，同时也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贫弱，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也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当然更说明了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的迫切性。

　　5月24日，北京学界与商界在北京大学开国货维持会，将维持会分为文书、调查、贩卖三组，并拟设立国货陈列所，通函各工厂商店，从事搜集，以便陈列，以引起国人爱用国货的心理。清华大学组织了救国实业团，贩卖国货，各处销售，并拟设立国货贩卖所。在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大都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一面抵制日货，一面提倡国货，两者往往同时进行。

　　学生提倡国货，演说必不可少。5月19日，学生总罢课以后，反日内容的演讲受到了限制，学生们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提倡国货上。6月8日，北大学生朱耀西等六人到前门外演讲，尚未开始便被警察禁止，演讲词亦被没收。我们因而得以在当日的卷宗里发现了这张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手写的演说词：劝大家用国货。列位呀，咱们国家贫弱到这般地步，顶大的缘故就是咱们国度里头各种工业都没有发达，因为工业没有发达，所以做生意的人卖的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因此咱们中国人的钱都送到外国去，所以咱们国家就贫弱到这样地步了。现在要想救国家的贫弱，最好的法子就是使工业发达起来，要想工业发达起来，除出买用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就没有法子了，这种东西就叫做国货，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以后都要用国货。

　　朱耀西等人更是向警察阐明了演说的本意：“我们演说非关邦交，只为提倡国货，乃系小小之意，虽云人人皆已存爱国之心，不买洋货，奈现在时局人人皆喜华丽，外国物件固细，中国物件甚糙，唯恐日久生懈，致将爱国之心抛弃，是以我们演说以为提醒，并无别情。”

　　演说之外便是贩卖。《每周评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自五七报封禁以后，公园市场里边，就没有卖东西的学生。过了两天，又有许多学生，手拿布袋，有的写‘国货’两个字，有的写‘提倡国货’四个字。每到茶桌前面，先向游人鞠躬，发一种极和蔼的话，劝人买货。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类，也有卖《国民》杂志和《国体与青年》的。游客之中，十个人总有八个人买的，照他们说，卖出去的钱专作学校联合会会费用。

　　档案中也有学生贩卖国货的零星记载，前引万之祥冲突案即是一例。比较有名的是张国焘等六人售卖国货被捕案。6月2日，张国焘等六人在东安市场售卖国货，被内左一区警察署逮捕，这也正是6月3日大逮捕的前一天。当然，售卖国货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表面文章，警察不会因为学生售卖国货而滥施逮捕，张国焘等人也并非是纯粹的售卖国货。这在档案中有明确的揭示。

　　提倡国货比学生更为积极的是国货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南洋烟草公司，它每每利用抵制外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本来，在近代的国货思潮中，随处可见国货团体的身影，而在抵制外货风行时期，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除了在报纸、街头做国货广告外，在商标设计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突出“国货”概念。

　　1919年，北京前门外有一家“荣记”公司，生产粉笔、墨水、胶水等教育品和蜜水、玉容油、雪花粉、牙粉等化妆品。因为曾经涉案，意外地在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保留了十数种商标图案，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国货概念的凸显。有些商标上印有“国货”二字，有的则印着“完全国货”字样。有一种牙粉商标，方形图案外环绕八角边框，上端是中国鹿牌牙粉字样，下面是厂名和厂址，中间是一圆形徽标。在圆形徽标的两侧则写着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 诸君协力挽回利权”。

　　有些商标上甚至加上整段的文字说明，类似广告，如墨水和胶水的商标便有如下一段文字：“敬启者：墨水一物诸多购自外洋，我中国自造者甚少，鄙人有鉴于此，发明一种鹿牌各色墨水，较比外来无异，并希各界热心国货诸君一试，方知余言非谬也。北京前门外大齐家胡同荣记牙粉厂制。”对一种粉笔的说明则为：“此品为完全敝厂所制造，厂设北通县南关东营村，学界诸君有不信之处，热心调查，敝人不胜欢迎。王子荣谨启。”

　　这些都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激情年代的独特印记。

　　-本版五四运动馆藏史料图片

　　提供/北京市档案馆

　　◎文/本次活动策划

　　梅佳(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