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不是说一九一八年五月，因留日学生归国，北京学生所发动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吗？这里又如何说李大钊同志是团结学生，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呢？李大钊民国初年在日本，民国六年到北大。从留日学生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后，他一直是抗日爱国运动的努力人物。一九一八年七月中由他发起，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这里面也有些坏分子如曾琦一类的人)，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叫做少年中国学会，这学会网罗了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了少数日本归国学生，国内各大学学生，以及社会上有志之士。会员有百零八人，其中不少绝特之士，而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之组成，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俄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情，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时间学生们真是激动得要发疯了。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毁了，改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我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校长也在天安门前广场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只有李大钊同志呼喊“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是他当时的一篇讲演稿)，欢欣鼓舞的庆祝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大家眼巴巴的企望着巴黎和会，希望巴黎和会这个强盗集团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那晓得奢望终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u五月一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现在的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各校学生都派代表参加。并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君做主席，推文科学生黄日葵等三人做记录，推我起草宣言。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大会决定了第二天(四日)早晨到天安门齐集，示威游行，这就导入了五四运动。

　　五四那天由天安门到赵家楼，殴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当场被捕的事，报纸上有记载，我不在这里来说了。

　　由于这次运动主要的是抗日，皖系军阀，亲日派的段棋瑞就主张严办学生，借此来镇压一下，而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则主张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亲日派的军阀正是当权，在“爱国无罪”的舆论之下也怕激起更大的事变来，于他们不利。同时自从五四那天大批的学生被捕以后，北京各校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因为大批的学生被捕，各学校的学生会成立，就以有组织的行动，陆续的到警察厅和步军统领衙门监狱去报到，要求收押，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军阀们也怕酿出更大的乱子来，于他们更为不利，被捕的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于五月七日的中午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虽然被释放，军阀们以为这次的事是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搞出来的，要来镇压一下，其实搞新文学改良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前好久就到南方去了，去迎接他的美国老师去了，五四那时他不在北京。五四群众示威运动他也是不赞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运动，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学生出狱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一再地威胁他，训令他，要他严加管束学生(训令现在还存在北大博物馆展览)。可是学生运动还是继续，学生还是日夜不停的到街头讲演。蔡校长在这种情形之下，于五月九日就留下“杀君马者道傍儿”这谜一般的一封信辞职离京走了。学生会得到了这个消息，于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之下，又添上了一项挽留蔡校长，不达目的不止的任务。于是更广范围的到街头讲演，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这样，运动就不能限于北京一地了。五月十九日，北京学联就决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这时，各地的学生会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各地的学校也都罢课，六月一日以后，北京学生彼捕的达一千多人，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做了临时的监狱。六月三日，上海的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随着南京、汉口、济南、天津等地也都相继罢市、罢工，由于上海自来水工人罢工，上海全市没有水喝，铁路工人罢工，交通断绝了。上海各马路也组织了马路联合会。五四运动到了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已是一个革命运动了。六三以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便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这一结合，五四运动的意义就与以前不同了，它指示了政治运动的路线，增加了运动的力量，同时也使工人阶级觉悟了。以前，反帝爱国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群的学生，现在扩大到了工人、商人、学生中。成为各阶层共同的任务，结成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了。所以五四运动到了六三罢市，接着工人罢工以后，军阀统治阶级就不能不接受惩办卖国贼的要求，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了。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的和约，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国的代表也不敢签字。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开成立大会，全国各地三十多个单位的学生代表都参加大会，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还到会讲演过，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到八月底)，推举了全国学联理事会负责人。五四运动到了此时，形式上是发展到最高阶段，走上结束之途，而实质上就导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革命阶段。　　

　　《九三社讯》 195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