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同志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去广东工作，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对此，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勋在广东近三年的工作，还得到了叶帅的亲切关怀和许世友同志的大力支持。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同志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同志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这一次，万里同志让我看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农村经济政策情况。

　　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爸爸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我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丛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出台了，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

　　我与仲勋同志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同志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甚至到第二代人关系也都很好。不仅如此，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同志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同志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同志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同志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对于祖国统一，仲勋同志也是做过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蒋家两代人信任的同学、同乡陈建中返乡探亲访友之际，希望他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量。总之，仲勋同志在统战工作中投入的心力也是很大的。

　　时间飞逝，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保留着1997年4月28日那天仲勋同志曾打给我的那个电话：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同志对伴在身边的女儿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录给了每一个儿女留作纪念。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本文原载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