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归周恩来之为共和国日夜操劳

　　76岁的周恩来在病重住院前的139天里，抱病连续工作18到24小时之间的日子占三分之一。

　　保温杯和小炕桌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

　　“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

　　周恩来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

　　邓颖超看他窝在床上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一个可以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给他用。但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熟悉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他深情地回忆道：

　　总理每一次离开办公室到睡房都要带一个文件，特别是“文革”以后，这个文件越来越厚。

　　为什么呢？就是他白天的时间去会见外宾，把时间占掉了，回来以后，紧急文件处理完以后，他还有好多东西要看，那就到睡房来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最长的时候可以看六个钟头，也就是说，忙碌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在床上继续办公六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