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五四”，如果新文化运动……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正在准备之中。如今，纪念也成了一场运动。当纪念也成了一场运动，我们就不得不审视纪念的价值。纪念不是为了神化，是为了看清当下这个时代。面对“五四”，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保持必要的谦卑。

　　这几天看了一些新旧材料，对“五四”终于有了一点模糊的印象，梳理了一下，都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在那一段风云际会里，往往有一些命运攸关的时刻，杰出人物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他们看似偶然踏出的一步，往往深深浅浅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现在让我们“游戏”一下历史，玩一个脑筋急转弯，把这种偶然性时刻放大，来假想一下历史的风会向哪个方向吹吧。

　　如果蔡元培不请陈独秀。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前，陈独秀不过是一个秀才，也没有留洋文凭，顶多是一支潜力股。但蔡元培就认准陈独秀了。如果蔡元培不找陈独秀，他的北大依然会兼容并蓄，但一定不会那么精彩纷呈；而陈独秀如果不知遇于蔡元培，他肯定进不了北大，《新青年》未必能到北京，这新文化运动能不能成事，还真是成疑。

　　如果陈独秀没有狎妓。对于这个问题，胡适给了一个绝好的分析。当年陈独秀狎妓流言被散播，蔡元培屈从内部压力，取消其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愤而出走。16年后，胡适仍然无限欷歔，他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如果没有火烧赵家楼。“五四”游行到了赵家楼，学生们跳墙到了曹汝霖家里，搜查曹汝霖不获。两个穿着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洋铁扁壶，低声说“放火”，霎时浓烟冒起。事情迅速恶化，警察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32名学生被抓，“五四”运动呈星火燎原之势，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如果没有那两个学生的点火，一次和平示威会有多大影响？也许谁也说不好。但群众性暴力，不正是群众运动的天然果实吗？这一把革命之火，是肯定要点燃的吧？

　　如果不是北洋政府。火烧赵家楼之后，北洋政府警察开始抓人，后在群情激奋之下，教育部又苦劝被抓学生出狱，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出去。后来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学生出狱。这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体质虚弱，对社会缺乏控制力，对民主还有一点点畏惧。如果当时执政的不是北洋政府呢？“五四”运动还会有当时的盛况吗？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大变化，他认为“五四”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了。我理解他深深的惋惜，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把他与诸同仁开创的新文化运动，生生地打断了，从此救亡压倒了启蒙。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启蒙的时间越长，也许社会为变革就准备得越充分。而新文化运动播下的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至今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反而长期营养不良，间或还转基因一下，这不能不让人思之想之，叹息再三。

　　(作者为新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