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以《湘江评论》为平台，支援北京学生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底，北京2.5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会，一致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执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据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3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作，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行事作风，以重实干闻名。参与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按：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由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立意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这里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发行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学生运动，推动了知识界、教育文化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是他早期革命活动史上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