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高筒

　　□王国华

　　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有一份名为《学人》的丛刊出版，主持者为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三人。这份丛刊周围聚集了一批学界精英，纵论天下整整十年。那么，这份丛刊是怎么产生的，经费来自何方？

　　日本有位清扫公司的董事长，名叫高筒光义，他有一位同学，名叫高桥信幸(后来简称“双高”)。两人上学时正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同程度地受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影响。高筒还曾经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后来继承家业，成为董事长。事业有成以后，他们突发奇想，又联合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窿田忍等人成立了所谓的“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决心资助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的民间交往。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先后找到陈平原、黄子平、汪晖等人，跟他们商量，设想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办一所民办的大学。那是1989年冬季。陈平原在《“失败的英雄”》一文中回忆：“第一次见面，双方互不了解，几乎不欢而散。幸亏高筒君理解我们的处境，不太计较我的冷淡，继续保持联系，并不断修正原先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办大学不成，办研究院如何？研究院也不行，那就先开学术讨论会。”汪晖也提到，他用“不可能”三个字回答了对方的建议。后来，汪晖提议可以办一个刊物，“双高”认为不错，于是，《学人》诞生了。

　　1991年初，《学人》创刊时，高筒光义带着副手和骨干到北京来和王、陈、汪三位编辑见面。晚饭之后，他的副手对编辑们说，每次高筒先生从中国回到日本后，总是对他们说，这些工作真有意思。这份投资给高筒的公司带不来任何收益。双方有约在先，不为高筒做任何宣传。高筒光义乐此不疲，直到1996年，他的清扫公司破产。大概是怕陈平原等人过意不去，就托朋友高桥带话：这几年过得很愉快，不必挂念他的未来。此后，“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的伊藤虎丸、尾崎文昭、洼田忍和高桥信幸几位教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取了部分资金，继续资助《学人》最后三辑的出版，直至停刊。

　　所谓理想，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定是有点“悬”的事，跟自身实力有差距。一个穷人可以把吃顿饱饭当成理想，百万富翁吃生猛海鲜也是小菜一碟。但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且乐在其中的“理想”，却给他们的人生染上了亮色。陈平原认为：“像高筒这样的小企业家，略有赢余，就开始‘想入非非’……这种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失败。可这种失败，当得起‘凄美’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