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跑着的狗”的确可爱

　　-李文

　　《江洋大盗》是台湾作家三毛写的一篇散文，其大意是说，能把别人的心偷了，才算是上乘“盗贼”。我喜欢这个隐喻。我国自古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孙子就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王阳明也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要想打赢一场攻心战，不能光凭想当然或一相情愿，而是要熟悉对方、了解对方的心思。“四面楚歌”就是个成功的范例。楚汉相争时，项羽的楚军被刘邦的汉军包围在垓下。有高人给刘邦出招，让汉军将士齐声吟唱楚军家乡的歌谣：“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空床？”这歌声，“声声刺入人心窍”，瓦解了楚军士兵的斗志，也动摇了项羽的信心，使屡战屡败的刘邦得以最终打败了项羽。

　　也有失败的事例。在当年朝鲜战场上，美军在对我志愿军进行“硬摧毁”的同时，还以无线广播和空投传单等方式施展“软拉拢”。但美军对志愿军进行宣传，采用的多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和惯用口吻，“驴唇不对马嘴”。如美机大量投撒一种精制印刷的贺年片，绘有一个穿旗袍的漂亮女人，怀抱衣着华丽的小孩，旁边配有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希望以此动摇中国指战员的军心。但我出身贫苦农家的指战员们，对这种脱离自身生活的画片心生反感，纷纷骂道：“不知是哪个地主婆子。”美方还蛊惑说中国的土地改革使“人民挨饿”，志愿军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官兵却认为得到了世代盼望的土地。这种在“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情况下盲目发动的攻心战，结果只能是徒劳，甚至适得其反。

　　在多数情况下，仅仅熟悉还不够，还需要换位思考，才有可能拿出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轴心国的败落，美国未雨绸缪，思考战后如何接管日本。于是，1944年6月，美国海军委托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要求她“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它的经济、军事实力，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它本国国民的期望值，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事模式；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从事件中超脱出来，不要觉得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日本也会这么做。”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本尼迪克特经过艰苦劳动，写出《菊与刀》这篇著名的研究报告，为战后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占领者很难获得被征服者和被占领者的好感，但美国却创造了奇迹。从战后到今天，日本人一直把美国人视为“重生父母”，究其原因，有《菊与刀》的一份功劳。

　　近年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其他国家尽快了解我们和平发展的诚意，增进相互信任，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深入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把握对方国民的民族性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实施的一些“走出去”的战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让与会代表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新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人对中国的越剧究竟感不感兴趣？”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的心里很茫然。在无计可施时，技高一筹的周恩来指示在请柬上写上：“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如周恩来所料，《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了外国观众的喜爱。一位美国记者甚至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周总理之所以能做出这般独具匠心的安排，皆因他上个世纪20年代在欧洲生活过，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而如不做调查研究，凭空以己度人，不消说难以洞悉对方的心理，就是在一些常识上，也有可能闹笑话。上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周有光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一次小组会发言，他谈到应在公共场所多设厕所，并举例说：“美国的百货店进门就有厕所，顾客使用非常方便。”没想到其他委员大哗：“那百货店里不臭死了吗？”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一导游兼翻译带领一群外国游客在颐和园观光时，有位美国老太太友善地问道：你们反复声称要“打倒……及其一切走狗”，为什么连“小跑着的狗”也要打呀？她一边模仿小狗跑的动作一边追问：“难道你不觉得小跑着的狗很可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