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正解”韩非子

　　在遥远的历史星空，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这些先秦诸子的重磅名字，始终闪烁着神秘而深邃的光辉。在本书中，上海大学教授鲍鹏山以当代眼光重新解读了儒家孔孟的“道德”理论、道家老子的“无为”理论、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历代多尊儒道，但若读一读作者对韩非的解读，便会得出新的结论——

　　对人性的丑陋面洞若观火

　　在儒家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故尔道德教化与道德期待乃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手段。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则认为，若无严酷的惩罚或可观的赏赐，每个人都会在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下变成恶棍、道德堕落者，同时，也会在贪图逸乐逃避劳作的本性引导下，一步一步走向贫穷与愚昧。故尔，道德教育若不和利益结合起来，只能是一厢情愿式的愚蠢，而道德期待则更是守株待兔式的愚蠢。因此，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以法治国，并御之以术，恃之以势，才能收到成效。

　　韩非子对人性自私自利的丑陋一面的洞彻与毫不留情的揭露，即便有些偏执，但仍不失其深刻。我们看他写父子关系：

　　就拿父母亲之于子女来说吧，生了儿子大家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儿就把她杀了。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是生儿子受到祝贺，生女儿却把她杀了，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利益，从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啊。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以盘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观念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的君臣呢?

　　再看他谈夫妻关系：

　　夫妻么，不是有什么血缘骨肉的恩情的，相爱则亲近，不爱则疏远。

　　还有一则故事，来自市井调查：

　　卫国有一对夫妻祷告神灵。妻子祷告神灵说:“请神灵保佑我，让我白白捡到一百捆布。”丈夫说:“为什么只要这么少?”妻子回答说:“超过了这个数，你就要拿多余的去买妾了。”

　　夫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因了感情，而是因了一种平衡!一旦平衡失去，夫妻关系也就随之瓦解。难道这不是我们情感难以接受而理智却不得不承认的真相吗?甚至，在诸侯帝王之家，后妃、夫人往往盼望她们的夫君早死，这又是为什么呢?男人年至五十而好色的习性还未消解，而妇人则年至三十即已美色衰老。以一个色衰的女子来侍奉好色的丈夫，则不可避免要被疏远贱待，从而导致她所生的儿子可能不能成为继承人。

　　父子夫妻关系既如此，则君臣关系便可想而知了: 臣子对于他们的君主，不是因为有什么骨肉之亲才为君主效劳的，而是因为受到权势的约束而不得不为君主效劳……连妻子的亲近和儿子的亲爱，尚且不可以信任，那么其余的人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了。

　　韩非如此偏执地谈父子、夫妻的利害关系，目的就在于指证君臣关系——人臣总是无一刻休止地窥伺君主，而人主则不能觉察，反而沾沾自喜骄傲自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倒霉的，他举了很多这类疏于防臣御臣而倒霉君主的例子。君臣之间，本来就不同利:

　　君主的利在于根据能力而任命官吏，臣下的利在于无相应的能力也能得到更大的官。君主的利在于给有功劳的人爵禄，臣下的利在于没有功劳也能富贵。君主的利在于使用豪杰发挥他们的才能，臣下的利在于结党成帮而任用自己的人。

　　这些大臣，在韩非看来，全都是无才无功无用，却又自私贪婪邪恶。既如此，当然要有御臣之术，他主张人主用“刑”与“德”这“二柄”来导制臣下。

　　关于治服臣下，韩子说得最多，出的主意也最多，并且往往又聪明又恶毒。他说，驯鸟的人剪断鸟的翅膀和尾巴上的长羽毛，这样，鸟就不得不依赖人的喂养，那它还能不驯服吗?英明的君主蓄养臣子也应当这样:使臣子不得不仰仗君主的俸禄生活，那臣子又怎能不驯服呢?韩非!阴险的韩非已经知道，剥夺人的经济独立性，是培养奴才的最好方法!是的，当我们一切都依赖国家，依赖供给，依赖官僚机构的位子及相应的俸禄的时候，我们还会有独立性吗?

　　我们悲哀地看到，先秦诸子特别可贵的独立性，包括人格独立和学术思想独立，都被韩非卖与帝王家了!

　　不少科学真理，成为无情利剑

　　不能不提韩非对道德问题的见解。在这方面，他比先秦诸子中任何一位都更能抓住本质。

　　首先，韩非已经认识到了，道德绝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社会氛围，一种轻松的、令我们感到无上快乐的道德游戏。它是功利的、实用的，否则它就是应当被抛弃的，比如已经过时的、失去对当今社会整合作用的古老的“仁义”。把尘土当饭，把稀泥当羹，可以作为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而不能真吃，它们不具备充饥的条件，先王的所谓“仁义”也是如此。我们说，道德是一种“成本”，是社会所获得的总效益的最小成本。只是韩非认为还有比这更小的成本，那就是他所倡导的“法”，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道德，以“法”代之。

　　其次，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他在《五蠹》中说，尧舜的禅让，并不是如儒家鼓吹的那样，是道德的高尚，而是那时当天子太辛苦而没好处，禅让出帝位给别人，简直就是逃避吃苦，躲开责任。这肯定会让儒家大为光火，但我宁愿相信他而不相信儒家。他接着说，今人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之职都争得不亦乐乎，也不是今人特别的卑鄙无耻，而是当今做官的好处太多，捞到的财富可以让子孙几代人都能享用。在春天青黄不接、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连幼小的弟弟都不给饭吃，而到了秋天丰收季节，连疏远的客人都会得到很好的招待。这难道是爱过客而憎幼弟吗?只是由于粮食的多少不同罢了!

　　再看下面的一段话;

　　造车的人造成了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以便卖出车子);木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别人夭折早死(好售出棺材)。并不是造车的人仁慈而木匠残忍，而是因为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木匠的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利益在别人的死亡上。

　　孟子也曾用这个方式说明过问题。孟子说，造箭的人唯恐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唯恐不能保护人，造棺材的人盼人早死，所以，要有好的品行，选择职业很重要呵。

　　应该说，直到此时，韩非都比儒家高明、诚实。糟糕的是，作为集权主义者，他最终是要站在君主、权势的一方，来整治臣民。这就使得他具有不少科学真理的理论，成为冷酷无情的利剑。

　　秦王朝的崩溃，证明了韩非理论的致命缺陷

　　韩非是不相信统治者的个人德行的，至少他不期待。他说，像尧舜这样的大圣与桀纣这样的大逆，极端的好与极端的坏，大约都是千年才出一个。尧舜可以不要法而治，桀纣也是法所不能约束的。但世上最多的，不是中等的君主吗?中等君主，上不及尧舜贤德，下也不做桀纣那样极端的坏事，“抱法处势而治，背法去势则乱”。

　　于是，韩非给我们指出:“法势并治”!以法来约束权力!他说，一般的君主，如果能够拥有权力而又能守法，以法治国，就不仅可以避免权力的危害，而且可以治好天下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这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因为他至少指出，权力是需要有所约束的!但韩非的这种思想仍是天真的。不管认定人性恶、惨少恩的韩非多么不惮于用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人，他还是比君主们天真善良:他一厢情愿、充满美好愿望地认为，君主们都是能自觉地甚至乖觉地守法的，是遵纪守法的模范，是克己复礼的模范。

　　事实上，“以法制权”，有两个先天性致命的缺陷。一是，假如有权势的君主们不守法，无权势的大众又能怎样?二是，这“法”，是由谁来立的呢?又由谁来执法呢?如果立法的是君主，执法的又是君主，这“法”又怎么能约束君主呢?韩非在这里止步不前，甚至后退一步:把法置于权力之下。这就痛失一次接近真理的良机了。

　　秦始皇原本就是韩非的崇拜者，他用法家的耕战思想权诈理论“扫六合而并天下”，他又用法家的苛刻少恩法术理论“御宇内而治天下”。最后，在这一柄无情剑下受伤的，不仅是广大的、血泪斑斑的黎民百姓，王朝自身也崩溃了。而这一切，都证明着韩子理论的致命的缺陷。

　　○摘编自《鲍鹏山新读诸子百家》

　　鲍鹏山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