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央视把小沈阳安排进《收废品》，已是一片刻意提携之心，但“强扭的瓜不甜”，不得不放弃。然后又试图让他上元宵晚会，更是在勉力为之了，只可惜囿于固有体制的原因，无法轻易突破。其实，央视试图推出新人的诚心此时已昭然若揭。即使最后没有起用小沈阳，陈临春还不忘公开为他“打气”：“他是以后有可能跳出来的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如果以后全国都接受了，他马上会成为赵本山。”

　　但在“道德标签”的影响下，央视的良苦用心反而被视为了“忽悠”——“央视三番五次忽悠小沈阳，太不尊重二人转艺人了，强烈谴责中央电视台的霸权行为!今后我们再也不看央视的节目了。”“如果说节目时间过长，那为什么不删别人的，只删小沈阳的？”在小沈阳的贴吧和个人网页上，这样的声讨声不绝于耳。那些对央视春晚素有不满的人，也似乎找到了最佳的批评道具和发泄机会——将滚滚的怨气直接转化为小沈阳汹涌的人气！

　　客观地说，大到央视春晚，小到单位联欢，节目审查时没有通过在任何一台晚会上都再正常不过。央视春晚自1983年除夕之夜横空出世以来，更是不知“毙”掉了多少参选节目。但二十多年来，已发展成全国人民一项“新年民俗”的央视春晚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民间道义、理想和愿景，而又因为自身体制的原因无法及时跟进和兑现，再加上多元除夕文化选择的冲击和新媒体的不断挤压，近些年央视春晚不但影响式微，而且衍生出另一种“民俗”——老百姓一边看春晚，一边骂春晚；岁岁盼年年望，每年都失望。这样的背景下，明星上不上春晚比上春晚本身更容易卷入话题中心。小沈阳“事件营销”有了最佳“酵母”和“温床”。

　　约翰•斯维克在《注意力经济》中指出，讲故事是媒体的基本卖点，故事源于事件。在春晚事件的策动下，小沈阳开始悄然崛起为东三省的“新星”，甚至被许多人视为赵本山之后东北小品的希望。他在元宵晚会上没有播出的《我要当明星》被传到网上后，一时成为人人下载的“猛料”。网友们一边享受着他的超级娘娘腔和超级明星模仿秀带来的另类“笑果”，一边满足着“偷窥”式的快感——央视越不让上的东西，我们越要看!一边还充当着自发的传播推手——我这里有《我要当明星》，就是央视没有上的那个，想看吗？这样的话语，在诸如QQ和MSN的网络人际间完成传递只需瞬间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