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作为一个词，最早在《山海经》就出现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尚书》称博识多闻的人为“博物君子”；《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有“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之意。

　　无论古代先人们曾经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文明，终将都会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再创造、再湮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文明的永恒和魅力。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个途径去寻找这些文明的踪迹，穿过时空的阻隔，管窥历史的变迁，对接先人的臆想。这个途径就是博物馆。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城市的物化发展史，它是源远流长的地方史志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精神的浓缩和表达。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以至未来，正是从博物馆开始。

　　从1953年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都博物馆，到1979年在孔庙挂牌，再到2006年新首博出现在长安街畔成为北京新标志性文化建筑……半个世纪里，首都博物馆建设的起起落落，折射着北京的发展，铭刻着时代的足迹。首博中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是历史与文化的永恒印记，而首博自身的建设历程则浓缩着北京人对文明的执着追求。

　　(一)1953年，访苏归来的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博，其后25年间项目几上几下，首博无处安身

　　首都博物馆的营建要追溯到1953年。

　　其时，全国上下正沉浸在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刚刚结束的访苏行程中参观了“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很是振奋。

　　当时，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股建设新型博物馆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北京地区也先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天文馆筹备处，开放了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于是，一个想法在吴晗和郑振铎心中萌生：参照苏联的作法，在全国的建馆热潮中，北京也要建一座“首都历史与城市建设博物馆！”

　　不过，还需要听听文化名人的意见。

　　4月27日上午，西长安街市政府东厅。吴晗和郑振铎召集开了一个关于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即首都博物馆的前身)的座谈会。

　　那天，作为与会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的罗哲文一早就赶到会场，他选了个角落坐下来，随后叶恭绰、邢赞亭、常任侠、侯仁之、王松声、马衡、常惠、傅振伦、刘开渠、苏秉琦、启功、何达、萧军等20多位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

　　吴晗在会上介绍了出访感受，开门见山地提出想在北京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的设想。他说，建设博物馆的工作是为了明天，这是历史教育、艺术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博物馆一定是地方性的，与北京没有关系的不陈列。郑振铎更是着重从北京的历史、文化和地位的角度解释了筹建这座博物馆的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与会专家都很兴奋，讨论热烈。大家达成共识：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文化底蕴之厚重无可比拟；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成就令人瞩目，的确需要建一座地方性的博物馆阐释城市精髓，展示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多彩的民居风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振奋人心。在展陈内容上，吴晗认为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应比照苏联，分为自然之部、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部……

　　整整一上午，罗哲文一直专注地听着、记录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座博物馆的蓝图。现在看来，他想象中博物馆,很接近今天前门附近的北京城市规划馆。但1953年的北京百废待兴，国家正处在上升期，处处需要用钱，政府不可能拨款建设一座新博物馆，要建博物馆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利用北京现成的古建筑。

　　1954年2月，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

　　此后25年间，“首博”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运动”中沉浮起落。

　　编制8人的首博筹备处先是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与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署办公，后又搬到北海天王殿。市政府还将天坛公园内的七十二长廊和宰牲亭划归筹备处作为展览地点。

　　考虑到当时北京史研究方面尚缺少系统成果，文物藏品数量不足，要在短期内完成历史、自然部分的陈列任务难以办到，而当时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更迫切需要用取得的成就教育和鼓舞人民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高民族自信心，于是市领导决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为了加快首博筹建的速度，文化部还从湖南、四川、天津、云南、山东、上海和重庆等地博物馆抽调业务干部支援首博的建馆和陈列工作。

　　百忙之中的吴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历史与建设展览”的分期、对象和有关问题的座谈会，会后首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列大纲开始编写。就在大纲已基本完成，并征集了一批“社建文物”时，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各地兄弟馆借调的人员不得不先后返回，陈列计划成了空架子。

　　1958年，向世界证实新中国新面貌及实力的十大建筑开始动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全部完成，其中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占到一半。与此同时，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定陵博物馆、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一座座新博物馆先后建成，火热的博物馆建设浪潮中，专家们再次呼吁筹建“首博”新馆。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很快来临了，“首博”计划只能搁置。

　　1960年12月，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被撤销，与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并成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人员缩减，文物移交。

　　转眼三年过去，国家逐渐走出经济困难期，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再次批准恢复，地点仍在北海后门的天王殿。只是将原本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正式更名为“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马希桂、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张宁……七八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被挑选进馆。

　　接下来，历史的风向再次陡转。还未及施展才华，懵懂的大学生们有的被派去搞“四清运动”，有的只能“赋闲”在馆。

　　1966年“文革”开始了。一些博物馆迫于政治压力，只好闭馆躲避风险，即使开馆纳客，也只能办些“上头”授意的“红卫兵破四旧战果”、“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等展览。

　　1969年9月，首博筹备处再一次被撤销。

　　(二)1979年，寄居孔庙，首博有了第一个家

　　1979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当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不久，首博的重建工作第三次启动。当时，最现实的办法仍是利用北京现有的古建筑。9月，首博筹备处主任梁丹进驻在“文革”中保护尚好的中国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庙，准备以庙为馆址，为首博正式对外开放做先期准备。原属首博编制的干部也重新归队，蛰伏于心20多年的愿望和热情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

　　几经推敲，开馆首展被确定为《北京简史陈列展》。

　　北京历史悠久，且不去追溯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就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算起，距今也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几个重要的阶段怎么划分？序幕如何拉开？展览的重点和高潮在哪儿出现？开会无数，专家们最后终于确定按“燕蓟遗址”、“北方重镇”、“统治半个中国的都城”、“元大都——全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明、清北京城”的划分来展示。现在的新首博史展中仍借鉴沿用这一脉络。

　　经过两年多紧张筹备，1981年10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的孔庙里，历经了三起两落的首都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

　　早上九时，一位退休工人第一个走进了首博的大门。馆长梁丹亲自将他迎进大门，带着他参观了《北京简史陈列展(古代历史部分)》、《北京民俗展》、《李大钊纪念展》三个展览和孔庙古迹。老工人紧紧握住梁丹的手，说：“真希望让大家都来看看。”

　　“借宿”古建中，首博借了孔庙的“光儿”：有700年历史，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砚水湖，大成殿……观众流连在古建筑群中品味文物，审视历史，与数百上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恍如隔世。

　　但是，孔庙带给首博的尴尬也很快显现。开馆两年后，孔庙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意味着从此这里不宜大兴土木，必须保存历史原貌。从那时候起，首博展厅从未展开过大规模修缮。

　　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闭门谢客；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可利用的展览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十余座碑亭封存起来作文物库房。由于达不到文物恒温恒湿的保存标准，每年夏天最闷热的时候，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要打开书画库房——崇圣祠内的抽湿机，水一抽就是一大桶。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迈进快速发展时期，各省市掀起了新一轮博物馆新建、重建、改造浪潮，其中起步比较早的以陕西博物馆为代表，90年代后，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相继落成。

　　而此时，首博“馆庙合一”的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经过几十年不懈的收藏，首博馆藏文物已达到12.6万件，由于展厅面积小，展品总数不及二十分之一，丰富的馆藏和逼仄的展厅矛盾日益尖锐；中外交流无法进行，一些有心合作的国外著名博物馆馆长到此一转，就放弃了合作的打算。首都博物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994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刚到任，首博馆长马希桂就跑去“诉苦”，还三次请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研，希望可以在自己退休之前为“首博”找个新家。建筑大师张开济等专家也为“首博”建新馆四处奔走，多次呼吁。但是，建设一座新馆当时至少需要5000万元！马希桂回忆，当年北京市政府同意建新馆，但需要资金自筹。“首博”的新馆梦只能作罢。

　　(三)1997年，半年内6份立项报告，市政府拨专款，新首博建设启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各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与热情与日俱增——美术馆、音乐厅不再门庭冷落，民间“收藏热”在悄然升温，私人博物馆也开始发芽。1997年元旦刚过，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家经过合法注册的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就在著名的古文化街琉璃厂西街开门迎客。随后非公办博物馆像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兴建。同年9月，位于宣武区湖广会馆内戏曲博物馆正式挂牌开放，这标志着本市注册博物馆数量达到100座……北京的博物馆迎来了又一次发展良机。

　　此时，摆在时任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面前的是一道必答题——在首都经济、城市建设持续快速发展，门类众多、体制多样的一批中小型博物馆纷纷开放的情况下，北京究竟还需不需要建设一座新的综合性大型博物馆？“馆庙合一”与首都的地位是否相称？

　　当时，围绕着该不该建新馆众说纷纭，争论激烈：

　　——“北京有历博、革博、故宫等知名大馆，有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等专业馆，还需要建新的首都博物馆么？花这么多钱值不值？”

　　——“建这么大的博物馆，里面放什么？”

　　——“几十年了，几代人都在努力，想把建设新首博的事情办成，都徒劳。”

　　为了给出最合理的答案，市文物局经过一年细致调查后得出结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化大都市，首都北京需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向全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及内涵，展现璀璨的历史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1998年上半年，市文物局一口气向市政府递送了6份请求建设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立项报告。

　　来自市领导的回复令人兴奋。此时，北京的经济实力早已是今非昔比，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贾庆林在一次办公会上明确表示：“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四大建筑一个都不能少，植物园、图书馆、歌剧院，还要有一个大的博物馆。”刚从冶金部调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刘淇听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方案后说：“我对北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很感兴趣。”

　　市政府的决心、市财政的支持，终于令新首博的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7月，北京市政府做出了有关筹建首博新馆的决定，选址和调研几乎同步开展。

　　一开始，新馆选址备选地有五个，最后集中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古观象台南侧；另一个方案在北京市中轴线钟鼓楼北端的居民区。

　　但这两个方案的缺陷都很明显：古观象台南侧建筑空间比较狭小，不易展开；中轴线钟鼓楼北端方案文物局曾想引进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但由于面临巨额拆迁补偿，建设成本过高，开发商谈了好几家，结果都知难而退了。

　　首都博物馆新馆选址陷入僵局。一日，一个电话打进了市文物局局长办公室：“白云路有块地你们要不要？”听到市规划局传来的这个喜讯，办公室里沸腾了，能在长安街延长线上建首都博物馆新馆，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

　　1999年2月24日，市政府在市文物局召开会议宣布，经过协商，国家机械工业局原则同意将原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复兴门外大街16号院作为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用地。

　　3月，石刻博物馆馆长韩永奉调出任首都博物馆第8任馆长。

　　在此期间，市政府成立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领导小组，时任市长刘淇亲自担任组长，下设项目协调办公室和建设业委会，正值退休当口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秦德海出任了业主委员会主任。“当时定义要建一座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总拨款已经定了，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秦德海回忆说，“为了省钱，我们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重要设备自己亲自招投标，花每笔钱都严格把关，公正透明。为这，我们和施工单位连‘朋友’都不做，一次，有位工程方的老朋友送了我一袋元宵，也被我退回去了。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对得起文博人几十年不懈的追求。”

　　几乎同步，《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和审批完成。

　　(四)一杯酸奶给了不请自来的法国设计大师灵感

　　2000年8月16日，经北京市政府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领导小组批准同意，首博业委会决定对首博新馆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国际招标。新馆建设工作终于进入“看得见”的过程。

　　一个紧扣时代脉搏、收藏北京历史的“容器”，从理念上说，它不应是“文化孤岛”和“受机械规律制约的笨重的物质堆”，而应是鲜活的、人文的、有灵魂的。它的存在必将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城市气质，应是古都历史文化最鲜明、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体现。

　　为了这座建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顶级设计师集思广益，与首博工作人员开了无数次座谈会，讨论方案。

　　2000年10月12日，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国内著名设计单位共10家机构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方案获得票数最多。但首博馆长韩永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观众要走三层楼才能看到展览，方案创意有余而实用性不足。

　　韩永的质疑令评委们举棋不定，因为被邀请的单位即使没有中标也可以获得一定设计费，如果废标意味着数百万元打了水漂。但大家对文化的追求是“苛求”完美，不允许建筑有一丝遗憾。

　　正在两难，时任市委书记贾庆林的一句话给业委会吃了定心丸：“宁肯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代价，也要找到最佳方案。”

　　2001年7月，首博新馆第二轮设计方案征集活动开始。这一次，业委会没有“广撒网”，而是邀请了四家国际知名的一流建筑设计机构。

　　第五家不请自来——

　　那天，法国铁路交通中转枢纽规划设计公司(AREP公司)杜地阳总裁正在美国南部一个工地上，接到来自中国的越洋电话，得知首博第二轮招投标已开始，站在一个深坑旁的他全然不顾安全，手舞足蹈地重复着：“参加，我们参加，赶紧报名！”

　　这位对老庄思想颇感兴趣的法国设计师承诺：“自愿参加招标，没中标一分钱都不要！”当时，他的公司正在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恺团队合作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工程。为了加大胜算，设计出真正的京味儿博物馆，他盛情邀请总设计师崔恺“加盟”，并当即得到满意的答复。

　　他的热情和执着感动了评委，破格允许参加投标。

　　这一轮竞标外松内紧，参与者都暗自发力。一位德国设计大师顶着京城三伏天的骄阳，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天安门广场步测了三天，希望能将中国古代建筑的元素融入到新馆的设计中；日本设计师跑到全国各地考察了半个多月，设计也很独特。

　　当第二轮首都博物馆新馆建筑方案摆上桌面，业委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庆幸。杜地阳送来的最后一个方案——青铜鼎的造型和现代感十足的设计尤其令评委们眼前一亮。很快，他接到邀请，到业委会亲自阐述方案。

　　灵感就在杜地阳飞抵北京的那个夜晚到来了——他在飞机上要了杯酸奶，看着液体缓缓沿着圆柱形杯壁倾斜，形成了一个美丽平滑的自然弧度，灵光一闪，他放下酸奶，立刻拿出笔画出了草图——新首博圆形专题展厅由原来的垂直状态变成向北缓缓倾斜，一尊青铜器破墙而出，寓意着中国文物沉睡地下千年一朝破土而出的奇妙。

　　次日，浪漫的法国人阐述方案前，关掉了屋里所有的灯光，黑暗中，只拧亮一只手电筒，柔和的光在图纸上轻轻划过，移动跳跃的光束和大片的光影，神秘、立体而富有想象，强烈地冲击着专家们的视觉。

　　杜地阳这样阐述自己的理念：新首博北临长安街，此面运用具有北京特色灰色的砖墙以及一个体积巨大的青铜器，提醒过往者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珍贵的艺术展品；东边则是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周围有办公楼、住宅，参观的人们则会有一种回味过去生活的感觉。这种特点的延伸，使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同时，也表现出北京如今正在飞速建设这一历史特点。博物馆还体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宫殿类似的风格，巨大青铜器之间，有一个用木头和砖组成的空间。“一个城市应该有流露出城市思想的地方，让这个城市的人们因为此地感到骄傲，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此地感受到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风貌。”

　　最终，历时400天，首博新馆经过两轮建筑设计方案的征集终于尘埃落定。法国AREP公司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的方案因汲取了中国建筑传统的精髓，又发挥了现代建筑的线条与结构方面的经验而中选。

　　“虽然它尺度很大，但总的态度比较安静谦虚，不特别张扬。如果博物馆是伫立在公园里，或一个很开放的场地上，它会显得比较突出，但它现在放在长安街这条重要城市街道的一个片断上，它的位置应该服从于整体。”崔恺这样描述着首博的建筑理念。

　　2001年12月25日，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开工仪式在白云路举行。

　　很快，不少市民注意到这一大片空地拔地而起了一座大家伙。在绿色苫布严严实实的遮挡下，新首博开始慢慢“长大”。

　　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建设工程几近停滞，但新首博的功能细化仍然马不停蹄。除了展示功能，博物馆的收藏功能尤其重要。12万件珍贵文物的新家保存条件能否达标？除了温湿基本要求，上展搬运过程，借展回库文物消毒过程……建筑工地空场上，保管部工作人员、建筑设计方、装修方、首博业委会，每天都像在“吵架”，因为大家知道这座建筑将承载北京的历史，是为子孙后代而建，因此绝对不能有丝毫偏差。

　　“非典”过后，北京市政府召开的首个办公会讨论的就是有关首都博物馆工程建设问题。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在2005年年底前开馆试运行的承诺书上签了字。

　　2005年夏天，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来到中国，特地前往北京首都博物馆新馆施工现场。一番实地考察之后，他当即决定，要把2006年的大英博物馆全球巡展中国站的展览计划放在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博物馆里。

　　2005年10月，在武警护送下，第一批文物离开了蜗居了多年的老家孔庙。

　　(五)民族特色浓郁的现代化博物馆终于揭开面纱

　　2005年最后一个月，在北京西长安街和白云路的交会处，这座历时4年建成的首博新馆终于撩开了神秘面纱。

　　2005年12月16日，首都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凌晨3时50分，寒风凛冽，北京林业大学一年级学生林征骑着车穿过浓重的夜色，赶往白云路，他迫不及待地希望了解这座海纳百川的博物馆。

　　当晚，王岐山以北京市市长的身份在首博里招待各国使节。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美国大使就偕家人“二进馆”。

　　人们看到的是一座兼具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的现代感，造型新颖独特震撼人心的宏伟建筑——悬空大屋顶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挑檐；青灰色的石质幕墙象征着中国古代城墙；广场起坡传承了古代皇家宫殿高台建筑风格……

　　人们看到的是数千件跨越50万年的文物精品。

　　然而，人们看不到的是博物馆那些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世界博物馆界最大的10吨液压电梯，使文物运输车直接开进地库；来到地下后，第一道安全关口就是装有指纹识别系统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三防门——防水、防火、防盗。展厅里，充满氮气的恒温恒湿现代化展柜，给文物更完善的呵护。我们在触摸屏上看到的文物全方位图，就是在这里的顶级专业摄影棚里拍摄的，每件文物都在一个自动步进的旋转摄影台上连续拍摄1260张图片，再由电脑将它们进行无缝合成……

　　这些最先进的设备，保障了库房里古老文物的安全，方便了学者的研究，也让观众们更惬意地徜徉于奇珍异宝间。

　　“首博新馆处处体现着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是一座融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品”……自首博新馆落成以来，业内人士好评如潮。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还特别批示：“首博新馆是一个精品工程，其积累的经验可以在行业内推广，可以对奥运工程有所启发和借鉴”。

　　此时，业委会主任秦德海终于松了口气：“首博是名副其实的阳光工程，预算没有超过1分钱。钱没超，质量却是有目共睹的。建成以来，首博凭借其独到的建筑设计理念和优秀的建筑质量，荣获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方面的最高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随后，又获詹天佑奖、建筑结构长城杯……建筑行业的奖杯几乎全部收入囊中。”

　　试运行期间，首博门前观众每天都排起长龙。

　　2006年3月，英国人兑现了诺言——来自大英博物馆的272件珍宝在这里向国人撩开神秘面纱，而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雷戈则赞叹不已：“首博独特的创意和精美绝伦的中国文物让我们感到震撼！”

　　(六)收购站的废铜山里拾回来的班簋，文物商店捡“漏”得来的“雪花蓝”……凝聚着几代文博人心血的宝贝在新首博悉数亮相

　　建筑和设施只是外衣，文物才是博物馆的灵魂。

　　终于告别了蜗居孔庙的局促，搬进6.3万平方米巨大面积的新首博，12万件(套)藏品可以舒展一下了——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是“新首博”的基本展陈，是北京历史的起点。从那个遥远的洪荒年代开始，岁月在展线上划过50万年，讲述着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从无到有。10个常设展，5622件展品，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次”也是国家三级文物，光一级品就有186件，其中不乏罕世珍品。这样的豪华阵容怎能不让人震撼？

　　这些精美的文物，记录着曾经辉煌或已湮没的文明与历史，也记录着北京文博人用虔诚、心血、渴望写就的不懈追求。每件展品背后都有一段悠远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征集故事。

　　在青铜器的展厅里，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班簋，它是从收购站的废铜山里捡回来的宝贝。

　　“文革”对于文物而言是场名副其实的灾难，许多珍贵的瓷器、古书画、铜器被直接送进了废品站、造纸厂、炼铜厂。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遗存，以首都博物馆筹备处为班底组成了“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清理查抄文物并到全市各废品站、冶炼厂“寻宝”。

　　1972年盛夏的一天，30多岁的华以武和师傅呼玉衡二人来到北京有色金属收购站翻捡废铜山。他们翻遍铜山找到了数十片青铜散片。将所有铜片拼合比对，专家们惊喜地发现，这些残片竟是消失了70余年的一件青铜重器——班簋。这件西周穆王时的青铜器内底铸铭文198字，记载了毛伯班受到周天子的册封和赏赐，同时追述其父毛公生前平乱之功，并向周王请求追谥。曾经它是清宫藏品，深受乾隆钟爱，曾著录于《西清古鉴》。

　　班簋重现，惊动了当时整个考古界。和它一样被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还有宣德金片三足桥耳铜炉、错金波斯文三足鬲氏炉、凤纹透腿菱花铜镜等。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十年间，文物清理小组从查抄物资中拣选出来的文物538500件，字画185300件，图书2357000册，从废品站中拣选图书314吨，青铜文物85吨其中包括班簋在内的59件珍贵文物，它们中的许多现存于首博。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物商店也捡了不少“漏”，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被当作鸡食盆的国宝“洒蓝釉钵”。据文物商店的老职工回忆，当年捧着这只蓝色大碗走进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门收购部的是一个穿着极不起眼儿的老太太，她怯生生地问：“同志，我想卖了它换些钱，你们给看看能值多少？”老人说，这大碗在她家有年头了，盛过盐，喂过鸡，但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却说不清楚。

　　当班曹书田接过大碗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再一细看，大碗釉色浓淡均匀，胎体厚重，蓝色底色中透出点点白色，略显粗糙，但愈显古朴深沉。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这物件为清代乾隆时期的瓷器，当时以80元的价钱收购了。此后经过包括耿宝昌、付大卣等瓷器鉴定专家在内的北京市文物局鉴定组和国家文物局鉴定组多次“会诊”后断定，这件貌不惊人的“鸡食盆”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创烧于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因为釉面犹如天空洒落的蓝水滴，因此叫做“洒蓝釉钵”；又因透出的白釉仿佛洁白的雪花飘散在蓝色的水面上，因此又称作“雪花蓝”。

　　进入新世纪，博物馆收集藏品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有出土的，也有捐赠的，海外拍卖也进入北京文博人的视野。许多喜爱文物、钟情收藏的北京人对2000年“乾隆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的回归还有印象。

　　2000年4月初，市文物局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获悉，“乾隆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连同3件铜喷水兽头等四件文物要在香港公开拍卖。作为国字号的文物公司，凭着高度职业敏感性，他首先感到了事态的紧迫。

　　这件瓷瓶地位十分特殊。喜好风雅的乾隆皇帝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他决定在西洋楼摆上几件符合西洋建筑风格的精美陈设。很快，远在景德镇御窑的陶器工艺大师、督陶官唐英接到了圣旨。打开一看，“登峰造极”四个字令唐英大吃一惊。为了达到皇帝的要求，唐英把自己闷在屋子里苦心研究，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尝试，终于创烧成功了几款工艺精致的新式瓷器，粉彩六方套瓶就是其中之一。

　　这款套瓶在烧制工艺极其复杂，施釉上粉青、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等无所不用，由于过于费工、费料，当时只烧制了一对。因此令乾隆皇帝爱不释手，立即传旨把这一对“粉彩六方套瓶”放在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供观赏陈列。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去。

　　如此珍贵的文物现身拍场，很快引起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的重视。按照有关国际法，国家文物部门召开了发布会，对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行为进行干涉，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使国宝回归祖国。

　　遗憾的是，当时香港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没有参加国际公约，外交途径未果。为了不让国宝再度流失海外，市文物局决定“夺宝”——由北京市文物公司火速派一代表到香港现场竞拍，秦公坐镇北京遥控指挥。

　　5月2日，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人头攒动，暗藏杀机。六方套瓶的价格很快由420万港元被抬到1850万港元，这是同类拍品当时的最高价格。在北京的秦公在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机会可能转瞬即逝。

　　竞拍到第44回合时，价格攀升到1900万港元。秦公通过电话果断下达指令：“拿下”！拍卖师连叫拍3次，无人应答。听到场上重重的一锤，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件中国瓷器登峰造极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终于回归了祖国。

　　连续熬了五六个通宵的秦公终于松了口气，然而，也许是身心俱疲，竞拍成功后的第八天，秦公突发心脏病，他甚至没能来得及看一眼自己呕心沥血“抢”回来的宝贝，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后来，这件珍贵的宝瓶成为首博最具代表性的展品之一。

　　从青花凤首扁壶，到李莲英墓葬里通体晶莹的翡翠扳指；从忽必烈敬仰的海运法师雕像，到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如今，在首博现代化的展厅里，这些凝聚着几代文博人心血的文物悉数亮相。

　　三年前的今天，同样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新首博告别试运营，正式开门迎客。

　　三年来，300万余人次参观者流连其间，感慨万千。首博已逐渐成为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城的“缩影”。《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长江文明展》、《北京文物精品展》、《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展》……陆续揭幕，千余件精品文物展现东方古国的魅力。古老的历史在这里重现，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传承，北京人对文明的追求在这里凝聚发扬。

　　它是透射北京的一扇窗，阅尽古都神韵，触摸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