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罗瑞卿部长当秘书

　　罗瑞卿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人民公安工作的奠基人。从1949年至1959年整整十年间，他在公安部长的岗位上，呕心沥血，担当起“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重任，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怀念。

　　正在这段时期，我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我思想上的教诲，工作上的指导，作风上的熏陶，使我终身获益，难以忘怀。

　　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全国还有大批残余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不甘心失败，在全国城乡到处进行疯狂破坏活动。许多紧急情况，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以文件电报电话各种形式，涌向新建立起来的公安部，摆到罗瑞卿部长的面前。他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对策，向中央、国务院(当时是政务院)请示报告，向各地公安机关下达指示。加之罗瑞卿受命公安部长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公安部队成立，又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管的事多，会议也多。当然这十年中，罗瑞卿不管兼职再多，他始终坚持公安部长的岗位，主要抓的还是公安工作。但是，光是公安部的工作，就够他忙碌的了。

　　幸好公安部在成立之初，从五湖四海调来的人员组成的机构，还是很强的。为部长办公提供直接服务的办公厅，主任徐子荣，副主任刘复之、李国章也是很得力的(我开始担任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秘书处长，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开头第一年，罗瑞卿虽然公务繁忙，对办事机构的配合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随着斗争的开展，特别是中央“双十指示”(1950年10月10日)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公安部的工作就越来越紧张了，每天收到各地公安机关报来的文件电报也越来越多。办公厅为此，在调研室按地区分组，专人看各地来的文电，重要的，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看后送阅。尽管这样做了，还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部长的要求，为此挨过罗部长几次批评。正在这个时候，罗部长在送阅的一份文件上又亲笔写了较长的也是分量很重的批示:

　　王仲方同志转徐、刘、李:你们三位办公厅主任一位秘书处长，这样的事自己不动手，随便交给一位秘书，办了以后，你们又不严加审查修改，不管要得不要得，就一下推给我，实际上是你们指挥我办，好像你们是首长，我是你们的办公厅主任或者秘书一样。我对于这件事是不满意的。请你们以后不能再这样。我之所以要这样严格批评你们一次，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形，实在不止一次了，有好多次了，我早就提批评了。

　　徐子荣、刘复之、李国章和我看到这个批示，有些紧张。我们只好一面向部长检讨，一面想改进的途径。镇反运动发动后，来自中央和各地的文电确实很多，要求答复又很急。在一次研究小会上，徐子荣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办公厅派一位“大使”到罗部长身边帮助他处理文电可能会好一些。可是谁来当这位“大使”呢？物色来物色去，总找不到适当人选。

　　此时我考虑再三，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增设一位政治秘书协助处理重要文电。我提出的最佳人选是刘复之同志，刘一定会帮助部长大大提高文电处理的效率。考虑到办公厅任务重，万一刘不能脱身，一时又找不到更适合的人，我就自告奋勇地提出，如果部长和办公厅同意，我愿意先来试着做做看，不行，再换更适合的人。罗看到这封信，放在案头，告诉秘书他有时间约我谈。过了不久，徐子荣主任找我，说罗部长提出，需要配备一位政治秘书，要调我去他身边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既然已经自告奋勇，也就义不容辞了。

　　1951年1月，我到南池子缎库胡同里1号罗部长宿舍向他报到。这是一个大院，已有几位秘书在办公。我的任务是协助罗部长看办公厅和各业务局送部门阅批的文件，情况不明或问题未说清楚的，先查明情况，提出拟处理的意见，送罗部长审示，再按批示起草答复文电稿，部长审阅签字后速同原件送办公厅和业务局办理。不需草拟答复的，即将罗部长批示原件退给送阅单位；按照罗部长的要求，协助办公厅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参与起草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决议稿，以及罗部长外出考察时起草考察报告；承担起草罗部长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杂志发表的公开文章；有时陪罗部长步行或乘电车去北京市几个派出所，了解民情及派出所工作情况。

　　罗部长为人开朗、豁达，但是对人对事要求极为严格。所以给罗部长当秘书，一般情况下风平浪静，但不是没有风险的，我就遇到过一次。

　　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基建倒卖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布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朗气清，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旁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准备带孩子去公园，他自己也稍微放松一下。见到我来找，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变得极其严肃，简直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醒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明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多次，一致同意作了决定，已经批准的，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这时候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明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罗部长这时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经国务院批准，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反映，干扰了您，干扰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给罗瑞卿部长当了十年秘书，这对我是重要的学习和锻炼。十年间，我和罗部长经常在一起，工作上的接触，思想上的交流是很密切的。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师生、同志、朋友的友谊。不论我们在不在一起工作，不论他当了多大的官或者被罢了官，不论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磨难(我在“文革”中，因为曾经当过罗的政治秘书，被林彪亲自点名关押了六年之久)，甚至不论他在世去世，这段友谊都是永远难以忘却的。

　　文/王仲方　摘《公安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