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选择了张爱玲

　　徐 江

　　《小团圆》被发掘出版，引发了诸多张爱玲迷的企盼，因此我又N多次被人逼了问如何看张爱玲小说及其在读者间的受捧。我的答案如出一辙：读者极多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尤其在这个人们审美大多遭到影视“饲育”(借用日本电影中的“情色”说法)的时代。人们一旦习惯了向文艺索要曲折的情节，想改起来就太难，而那些伟大的、甚至稍好的小说家，通常又不是单纯抱着“情节”这一根上吊绳子的。那么满足人们对情节的渴望的任务，通常便要由畅销小说家(现在恐怕还得加上那些电视剧的金牌编剧)来完成。凡著名的畅销小说家，一般都是讲故事的大师，从张爱玲到金庸，一直铺到美国的斯蒂芬·金，都是这个情形。不过张爱玲似又与别的畅销作者不同：一来已经在文学史上有了些“定评”(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二来是——她本人的生平和感情经历都带有传奇性。

　　张爱玲是讲故事大师，但她的小说却不好。因为好的小说不仅仅是要讲故事，而且一个作家一旦被文学史抬到“重要作家”的高度，那就更不能仅仅凭借她的讲述才华。高级的文学从来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合谋”而成，这个合谋的结果不但要体现作者对世相的洞悉，也要多少体现一点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张爱玲的不少故事有同情心，有时对某个主人公甚至有一点爱怜，但这种同情或者爱怜只指向作品的主人公，而不是绝大多数角色，这就给小说预设出了一点狭隘来。

　　好作家在作品中是不允许有狭隘的，比如曹雪芹写薛蟠，狄更斯写《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小人”希普，哈谢克写《好兵帅克》里的密探布雷特施奈德，蔑视中分明都还有着一丝悲悯和同情，这个高度，张爱玲的作品达不到。张的小说不时爱流露出“偷生”的卑微，这固然会引发读者的感动，可感动之后，却一点引不起任何升华，哪怕是一点直面世相的坚毅，小说终究回归到了消费品序列。夏志清教授曾拿张爱玲去比曼斯菲尔德和麦卡勒斯，从技术上比比也无妨，但从内在的品质上讲，则显得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

　　关于张爱玲，有一种说法是她后来去美国，以及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在美国被出版，都跟一位臭名昭著的麦卡锡议员有点关系。我读到这个传言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女人命真苦，先是胡兰成，后又扯上麦卡锡……其实张这个人，可能跟所有聪明又有些糊涂的善良女性一样，过于感性——她作品里的“毒舌”，不过是另一种假装智慧的感性宣泄而已，这与她不幸的青少年时光，以及后来的情感际遇必然有些关系。 我以为她和美籍丈夫赖雅的婚姻应该是张一生中最健康的时光——无论快乐还是烦恼，很可惜她没能把这一部分体验贡献给她的小说事业，否则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爱玲。

　　张爱玲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一个文化或品味(许多人误把这种品味当成了文学境界)符号，是经过了几个步骤：一、她是“孤岛”时期大红大紫的畅销作家，身跨小说、电影两界，作品不问风云，只叙风情，这吻合绝大部分读者对小说的要求，而她文笔所具备的那种——可供把玩的细腻的匠气，同时代作者里又是很少的；二、她的问题爱情，以及后来多达数十年作品在内地的缺席，“异数”和“禁书作者”从来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元素；三、她的文风对历代女性作者的影响，以及影视改编对世俗名声的放大。最后一个原因不算定论，但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思考题：今天时尚中的许多读者，他们的精神境界和趣味，跟“孤岛”时期依然歌舞升平的红男绿女们，真的有那么大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