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禁中走完人生最后的21年

　　含冤布鲁

　　1946年，布鲁离开延安后，又先后转战东北、江西和广东等地，为解放事业和解放初的社会稳定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屡建奇功的战斗英雄，却在解放后初期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和劳改场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21年。

　　面对自己的悲剧命运，布鲁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发自内心地“笑”对个人的不幸境遇。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通讯员 张玉洁

　　抗战胜利第二年的10月，布鲁改名“陈泊”，与妻子吕璜调离延安，远赴东北。至此，布鲁已经在陕北呆了9年。在松江(即后来的黑龙江)和吉林，陈泊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吉林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又抓获了几百名国民党特务，并成功策反国民党警察局的要员，迅速肃清敌特，维持社会稳定。

　　1949年3月，陈泊调往南昌，就任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陈泊与副厅长朱明密切配合，组建公安队伍，扫荡残存匪特，打击黑恶势力，使省城南昌和全省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10月6日，成立了“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12名委员中，陈泊赫然在列。

　　陈泊人在江西南昌，为何名字进入了“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呢?

　　叶剑英点将

　　原来，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叶剑英是有所顾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因此很想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他几次致电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请他“割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14日，广州解放。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

　　广州解放初期，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之外，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以及流散的警察和宪兵，把羊城搅得乌烟瘴气，他们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天发生的抢劫案有100多起，平民百姓惶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其中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由于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上的任务就更重了。

　　陈泊主持召开了2天的公安局党委会议，对工作做了认真的研究，成立了3个武装便衣队，每位队员都配备了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转变过来的敌特分子和三教九流的人物，进行多方侦查，捕捉匪特。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广州市的抢劫案数量迅速下降。

　　广州市公安局还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甚至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

　　不出半年时间，广州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1000余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投诚加入解放军。

　　陈泊等人还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然后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他们获取的情报，对后来海南岛的解放也非常有用。

　　此后，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蒙冤下牢狱

　　就在陈泊兢兢业业为广州市的社会治安殚精竭虑的时候，1950年1月，公安部以加强工作为名，另外安排干部接替陈泊的公安厅长和公安局长职务，将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陈泊没有任何情绪，而是一如既往地工作。

　　然而，此前的降职只是不祥之兆，不幸很快降临到了陈泊头上。

　　1951年1月24日夜晚，广州。公安部领导以开会为名，现场突然宣布以“包庇重用了一批敌特和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罪名，将陈泊和陈坤逮捕审查，3天后要将他们及家属押送北京。随后，在广州公安系统的大会上，这位公安部领导还宣布陈泊是“国际间谍”和“大特务头子”。紧接着，广东和港澳地区受牵连者上千人，其中仅押送北京的所谓“重犯”就有124人。

　　1951年4月下旬，陈泊和陈坤被正式宣布逮捕，关进公安部监狱。经过专案组近2年的严格审查，陈泊等人没有一人有特务问题，于是陆续将这些人遣回广州处理，只留下陈泊和陈坤收押在监。

　　1953年3月18日，陈泊以“包庇重用特务”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陈坤虽于半年前死在狱中，但仍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据后来揭秘的资料显示：判决书上所列的陈泊包庇的2个大特务———梁侠和程长清，其实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并在解放广州、港澳情报工作和解放海南岛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陈坤一直都是梁、程二人的直接领导。

　　这就是新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大冤案———“两陈案”。

　　这一冤案整整持续了10年。

　　沧海一声笑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回到北京。他因外出寻访老战友，以致在出狱后第5天就被公安部的军警从家中带走，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进行监督管制。

　　“文革”刚刚开始的1967年初，广州街头出现大字报和传单，呼吁为陈泊和陈坤及众多受牵连者平反。1967年8月5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策划下，湖北劳改场职工将陈泊送到北京，北工大的学生们则帮助他上访申诉。可惜没有结果。

　　“家乡，离别了四十年的家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的，看看您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姑母和表姐兄弟们。不要急，我死不了的。哈哈……”这是陈泊1968年2月13日，从北京写给侄女卢修妹信中的话语。

　　海南日报记者不知道陈泊写这封信时的表情，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乐观豁达，能够坦然面对逆境的人。因为他在信中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情景，如同面对面的闲聊一般，而且多处出现“哈哈哈”的字眼。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他抓捕后送回湖北劳改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尤其是处于胃癌晚期不能进食，最后呕吐至昏迷不醒，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直到1980年底，陈泊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时至今日，布鲁的冤案仍有多种说法。

　　流光飞度。历史仿佛跟人开玩笑一般，喜怒哀乐也好，跌宕起伏也罢，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真是“逝者如斯夫”。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摘自蒋巍《红色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