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高层会议里埋了个“余则成”

　　裤兜里的特制纸片成了速记本，陈超偷划记号记下每句话

　　电视剧《潜伏》中，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传送情报。陈超就是现实中的余则成！

　　全面内战爆发后，广州党组织派中山大学毕业生陈超打入敌人内部。曾担任过少校速记员的陈超，经过层层审查，最终进入国民政府军委广州行营政治部。他利用速记优势，迅速将敌人的人事变动、机构调整、会议记录等机密情报，转交地下党组织。

　　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后，考虑到广州十个特务机关各自为政，容易泄密，遂成立特种情报处，将这些机构统领起来。每周，10大特务机构的头头都会集中起来，汇报掌握的最新特情，互通有无。

　　让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每个头头可以带一个工作人员与会，这里面就有陈超！每次，特务头头通报最新特情，站在旁边的陈超就将手伸进裤兜，在一张特制的小纸片上偷偷划记号。速记能力超强的陈超，记下了每一句话！

　　晚上回到位于广州德政中路的家里，陈超立即将这些速记整理出来，然后走下楼，在门口的石榴树上挂一把扫帚，这暗示，这里安全。很快，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王达就悄悄进来，取走情报。

　　战败后的国民党如鸟兽散，慌忙逃窜中，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劳工访问团”，到珠三角一带访问。陈超查阅情报发现，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准备搞反共潜伏组织。陈超感到事关重大，想方设法加入这个“访问团”，详细了解到他们的活动情况，迅速报告给地下党组织。广州一解放，这个组织就被摧毁了。

　　“你跟他们走死路一条，跟我走有前途，你究竟跟谁？”

　　警局头目策反13个分局长起义

　　陈超正激动地速记特务头头们谈论的最新情报时，潜入广州警察局的程长清正在策划惊天大策反。

　　经党组织安排，作为国民党编余军官，地下党员程长清1946年来到广州，潜入广州警察局，后来成为独立大队大队长。平时工作，他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为策反作准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局势越来越明朗了，敌人纷纷溃逃，广州一片混乱，程长清觉得机会来了。

　　10月11日，程长清找来旧部下，探讨时局，他们全都表示愿跟程长清走。10月14日凌晨，程长清得知，太平分局局长黄逸民被委任为代理警察局长，黄沙分局局长练秉彝代理警察局副局长，由他们负责广州的治安。程长清被任命为保卫组长，准备撤退到海南。

　　程长清急了，直接找到练秉彝，“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广州的武装力量，你是否愿意起义？”

　　早就认为“留下来就是送死”的练秉彝当即说：“好！我同意。”他还把黄逸民找来，黄逸民也同意了。

　　练秉彝打电话给广州所有警察分局，13个分局局长同意起义，15个不同意起义的分局局长觉得广州天空“变颜色”了，放下电话，当即逃跑。

　　上午9时许，卫戍司令部传来命令，马上准备船只，带领队伍撤到海南岛。程长清布置手下假装找船，实际上是到沿江侦察敌情。保警总队副队长李启英犹豫不决，程长清把他拉到警察局礼堂，“你跟他们走，只有死路一条，跟我走是有前途的，你究竟跟谁？”

　　“我愿意跟你走。”李启英交出了两支3号左轮手枪。

　　就这样，程长清带着警察局上百警察起义，上交了740多支枪。10月14日晚8时，解放军打到广州北郊，程长清立即带着起义的警察，赶过去迎接。1个小时后，关押在警察局和黄华路、仓边路监狱的犯人被释放，广州解放了！

　　而在另一头，敌人14日从广州白鹅潭坐军舰撤退。船要开了，陈超以母亲重病要回家看最后一面的说法，借机逃脱。

　　多少人潜伏？无法统计！

　　无数地下工作让广州顺利解放

　　“你今天买毛线了吗？”

　　“没有买。”

　　“为什么？”

　　“卖完了。”

　　这是广州地下党员黄菘华与同志联系的接头暗语。短短四句话，二问二答，不加一个字，不减一个字，对上了才是自己人。

　　黄菘华对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当时，城里人觉得要打仗，纷纷外逃或回乡下，城市很多单位缺工。广州地下党组织就通知党员、外围组织成员、积极分子，根据自身特点，应聘不同岗位，“我们选的人，一去招聘，多数会被选上。”大量党员、进步青年就这样逐渐潜入敌人内部。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潜伏在敌人内部，现在已经无法统计。目前公开的史料显示，广州的工厂、企业、文教卫生单位和许多国民党行政部门，几乎都有共产党人和外围组织成员！这些潜伏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各单位的情况秘密传给组织。

　　黄菘华将部分情报汇总后，交给当时地下党学生线的负责人胡泽群，胡泽群交给方郭良，方郭良再送到香港的华南分局……一张环环相扣的情报网，就这样构成了。

　　广州市党史办副主任黄穗生分析，解放前，广州靠近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而且中共华南分局就设在香港，大量准备外逃的国民党大员也在广州“盘旋”，情报资源“丰富”，潜伏人员万一暴露可立即到香港躲避，这给地下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广州潜伏人员众多，搜集的情报资料多。正是有了这些精准情报，解放军攻占广州时才有的放矢，容易解放；由于早就掌握了各单位的详细情况，党组织接管广州才没有发生混乱。

　　□本报记者 尹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