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回来后，我们这边也有较长时间的磋商。因为这个公司的基金会，当年的经费在与我们接上头时，已在灾区作了几百万捐助。马上要安排资金一时有些困难。但最后经我们，和家锟的事务所，和基金会，甚至和拟议中要为我们做义工的志愿者方面几经商讨，电话、电邮往返，拿出了方案，除我们原来所捐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广州那家公司的基金会出，设计由刘家锟的事务所免费做，并反复磋商出一个各司其职的方案。

　　但这个计划最后也流产了。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有自己的节奏跟方式，既包括工程进度，也包括资金投入到位的阶段；但在灾区情况又有变化，原三年重建计划要提前两年完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所做的方案并不能与政府的时间表吻合。而公司的资金投入也是分时分段的。其实，这时灾区的情况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资金缺乏，特别是学校这样的重建项目，有实力的捐助者很多，政府的投入也很充足，加上汶川县是由广东省援建，资金投入力度更大。所以，后来这个计划流产，跟我个人也不无关系，就是在还有可能进一步努力争取的时候没有更加努力去做。原因是担心这件事情不能在政府要求的两年重建时限内完成。因此，到去年年底时，就正式结束掉了。为此，至今对刘家锟兄、对广州的朋友深怀歉疚，他们是热心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是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太差，以至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顺便说一句，所以没有公开广州这家公司的名称，也是基于一个顾虑：那就是如今的社会风气下，很少有人能以善意揣度人的活动，所以，一旦公开名字，怕把别人、特别是一个机构牵扯进一个莫须有的漩涡之中。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至今那七十多万还放在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上。初步的想法是用于那些重建后的学校的软体建设，比如图书馆(室)、多媒体设备等。但作这种装备，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当然也还有重灾区之外的一些地方主动来联系，他们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只是程度较轻，未被列入灾区，所以资金稀缺，希望把这笔钱投到他们那里，但这又有一个当初的捐款者意愿的问题，好像也不太恰当。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操作上，我还觉得也对不起麦家、杨红樱和所有捐款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好多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也推翻了过去的经验。首先就是灾区学校重建的方式、规模、教育布局更合理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各界投入的巨大资金，都远远超乎于我们的预想。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一件我们所有人应该为之高兴的事情。最近，又把差不多所有灾区重走了一遍，普遍反映就是，灾区重建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之于过去起码提升了十多年。也就是说，重建后的灾区，按过去的发展速度，可能要十多年后才会达到今天的现状。我自己在80年代作过多年的乡村教师，想想当年我执教的学校，看看今天正在平地而起的那些崭新的学校，我的这种感受更为深刻。其次，民间与志愿者的种种行为与意愿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方式，如何与政府的运作协调对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民间力量要充分动员起来，并产生最大、最优的效果，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需要学习，都需要积累经验。一句话，仅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能力；仅有行动能力也许还不够，还得有一种机制保障不同力量的汇聚与对接。

　　本来，我的募捐记就想写写这方面的一些感受，想来，这样的思考对于将来想到做此类事情的人或机构，对我自己，至少是有一点建设性意义的。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并不是第一次参与公益性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怎么产生最优的结果，是每一次参与后都会引起思考的问题。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却要以这么一种辨白的方式来完成这段文字。但是，毕竟向社会、向公众作出说明，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因为我与阿坝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更应该作些说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心中悲凉，我也不会说觉得受了多么大的冤屈，我想说的是，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想像得蝇营苟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疑别人每时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盘算，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利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这种审判有一个风险，那就是这种行为弄不好也是一种自我审判。是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完美，但我想，至少是对这个社会贡献了一点善意；至少证明这个社会，世道人心并不完全是一团黑暗。

　　2009年6月17日零点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