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年后，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李英男收藏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站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了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照片中的父亲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后还原了历史。”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待遇。李立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被陈云称为新中国的“坦克车”。“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当好‘后勤部长’”。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回母亲和婆婆。 “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个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李英男回忆：“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母亲也一起被拉去挂牌陪斗。”李英男说，那一段时期，母亲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每天都安慰父亲要坚强。“平时热闹的家里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门，为了我们不受牵连，父母都让我们住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车子。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去世前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未写完。”

　　李英男含泪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李英男、李雅兰出狱，先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然后陆续回到北京。1975年5月，她们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