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重读了陈忠实先生的大著《白鹿原》，想起在鲁院学习期间常务副院长胡平老师常讲的一句话:茅盾文学奖想不给《白鹿原》都绕不过去(大意)。这样的话，后来我还听许多不同文学层次的人讲过，并且，普通读者着迷这本书的人也不计其数。在当代长篇小说里，这样雅俗共赏深入人心的大作品可谓凤毛麟角，说陈忠实用《白鹿原》给自己立了生祠，一点都不过分，我看到他在《小说评论》上连载这本书的创作笔记，觉得也是应该的，这为研究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资料。

　　陈忠实和《白鹿原》是相得益彰的，作家受到关中历史风物、文化习俗的几十年浸淫，在一种摒弃了文学功利心的纯静条件下完成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天授地生。苍天在上，白鹿原在下，人在种种天灾人祸面前的微不足道和不屈服的抗争，个人命运折射出的大时代风云变幻，都是史诗手笔，陈忠实巨笔如椽，能呼风唤雨，也能剥皮画骨。然而，完美的东西毕竟是不存在的，自《白鹿原》出版后的十几年里，我这是第三次重读它，不满足感一次比一次强烈。作为陈忠实和《白鹿原》的忠实“粉丝”，我出于对它的热爱，想把阅读过程中和阅读后思考的一些想法说出来，指出这块美玉白璧上的微瑕，使读者更能接近它的璞玉之美。

　　二

　　首先要说的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虽然他已经很放得开了，但和现在反映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相比，尺度还是很小，作家本身的哲学思想广度狭窄，由此造成在此褊狭的大背景下，塑造的白、鹿两家年轻一代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性，这些有追求但道路不同的年轻人的形象，比起他们的父辈白嘉轩、鹿子霖的有血有肉有精神来，显得苍白、漂移。国共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用扔铜圆的方式决定入“国”还是入“共”，虽然有些儿戏，却也可爱，但是后来白灵改“国”为“共”和兆海改“共”为“国”，却明显缺乏正面铺陈，不具备说服力。鹿兆海的改变过程没有叙述，白灵的改变也过于仓促和简单。一般来说，人物的思想观念受到足够的理论影响或者事件的刺激，才能够变换信仰和道路，应该说白灵和兆海后来的改变才是各自道路慎重选择的开始，这时要让读者接受，首先要说服读者，而显然，对表达关中本土文化和农民思想游刃有余的陈忠实先生来说，却不具备这样的理论素养，或者说政治哲学的广度和高度，所以他的人物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对话或者说交锋时，只会围绕农会的“铡刀”和国民政府的“填井”来绕圈子，扩展不开，也深入不下去，这样的交谈当然不是说服，而是抬杠。这就是为什么《白鹿原》后半部明显不如前半部有味道、更厚重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只能迁就于自己身处的时代的论断，使他笔下的人物在谈及“国”与“共”的时候，明显被强加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烙印。当然，这个瑕疵是最可以谅解的，所以这里点到为止，不再深入分析。

　　第二个明显的败笔是朱先生这个人物的失败，朱先生是整个《白鹿原》的精魂和思想主线，然而这个人物的塑造极不成功，他是陈忠实的代言，作家是要把他塑造成关中文化的灵魂载体的，然而，却最终使他非人和不可信。这里并不是说作家加于朱先生身上的那些神仙故事本身有问题，那些未卜先知的神秘事情，其实对整部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可读性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本无可厚非。我要说的失败是，陈忠实把朱先生塑造成圣人的失败，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信徒，你看他替妻弟白嘉轩拟定并书写的那个《乡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就是“仁者爱人”，你再看他的言行和他给白嘉轩、鹿兆海等人题的字，也是这个体系。然而，他却还擅长占时问卦这类为儒家所不齿的事情，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使得他的形象很滑稽，不伦不类，或者说旁门左道、不纯粹，——有时候像那么回事，大儒的样子，白嘉轩和鹿子霖给村里建了学堂，朱先生竟然给他们下跪；有时候又成了江湖术士，热衷于打卦问卜，解决村民“丢牛遗猪”之事。作为关中大儒，朱先生不但能预知自己的死期，还能知道身后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专门雕刻了自己的墓门砖来吓唬后世的红卫兵:“折腾到何时为止！”硬要把圣人形象和神人形象合并在同一个人身上，最后，朱先生给人的感觉只能是四个字:装腔作势。

　　虽然作家一再强调和提醒读者朱先生的诸多功绩，然而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不自然，失真和做作。在朱先生死后，作家还安排了他的儿媳看到朱先生的“那个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长”，来说明“‘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来拉近朱先生和人的距离，并给予他活着的时候的那些非常之举以注解，给人的感觉是补丁上面摞补丁，支离破碎、非我族类。综合一句话，朱先生这个人物，需要咬着牙才能读下去。

　　三

　　这就引出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将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的总体阅读印象和沈从文、孙犁等已故大师的作品印象对比后，发现的一些境界上的不同。我原先不是很能区分大师和大作家的区别，显然，这是超凡和平凡两个境界层次的概念，但是他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通过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和以沈从文、孙犁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对比，不难发现:前者生活积淀深厚，作品厚重、苦难深重；对人生和命运的挖掘很深入，人性真实纤毫毕现，作家是大作家，作品是大作品，然而他们反映的人的苦难比现实更苦难，他们审查的人性之丑更加触目惊心，他们把人性之暗和负面的东西刻画得无以复加，作品读后让人感觉沉重、惊心、现实生活没有诗意可言，无所谓失望也无所谓希望，可以说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向下的。生硬照搬生活、捡拾轶事、过于写实人物、描摹世风，而不做关照救赎性的思考，这个明显的弊病，贾平凹的作品表现得比陈忠实更甚，他们和柳青还有路遥作品里的诗性和理想光芒是有差距的。而沈从文、孙犁的作品，一样反映苦难、刻画人性，他们却是给你黑沉中的曙光，苦难中的亮色，人性里的达观，现实中的诗意，如果说陈忠实、贾平凹善于塑造沉重，善于翻版现实，善于审丑，那么沈从文善于冲破沉重，超越现实，善于审美。诚然，无论沈从文还是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尊重生活的真实的，但是，是审美还是审丑，是向善还是求实，是向上还是向下，是给读者希望还是沉重，是诗性还是真实，凡此种种不同，恐怕也是大师和大作家的区别。有时候，写再多的大作品，却无法由大作家上升为大师，正是因为你没有给人生的苦难以亮色，没有给现实的生活以诗意和关照，需要超越的而始终没能超越。作家能否用作品超越现实，超越苦难，作品有无诗性和理想光芒，有无关照和救赎情怀，成为一个坎，也成为一个临界点，超越了就是大师，实现不了就是一个作家吧。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人需要有信仰呢？正是人向往从现实的苦难中拔身，而大师们正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最后，依然要向陈忠实先生致敬，毕竟我们能读到像《白鹿原》这样的好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

　　李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