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前去广州主持粤省教育。临行前夜，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新青年》的定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他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之初就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看重的是文化领域的扫盲和除旧布新运动，他主张通过改造国民的思想来潜移默化地改造社会。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却已经身不由己。就在给胡适写这封信的前一段时间，陈独秀操刀改组了《新青年》的组织机构，邀请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笃信共产主义的人来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从1920年9月份起，正式将《新青年》定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虽然思想运动最终还是要或多或少地落实到政治上去，但像陈独秀这样积极地介入，主动地组织，未免过于招摇，这与他的初衷似乎也已相去甚远。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内心的迷茫和矛盾。在行动上，他义无返顾地朝着一个方向奔去，在内心深处，他却不断打量自己，左顾右盼，他认为《新青年》之所以发展成今天的形势，症结在于北京同人写稿太少，而不愿承认其实这正是自己的刻意为之。

　　与陈独秀的态度相反，胡适在回信中很坚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来，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还附带谈了其他问题，胡适却熟视无睹，在回信中只谈《新青年》的前途。他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因此，胡适提出了三点建议：“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的。”此外，胡适还提议，《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这更干脆。

　　不过，陈独秀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建议，《新青年》一如既往地向前走去。不能说陈独秀口是心非，但他那瞬间的惶惑，却恰恰契合了自己摇摆不定的命运。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