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年代

　　白天挨批 晚上译诗

　　1946年5月，季羡林回到上海。由于陈寅恪力荐，代理校长傅斯年同意他到北大任副教授。当年秋天到北大之后仅一个星期，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就通知他，学校决定任命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49年后，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都合并到了北大东语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且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1952年7月，他与北大的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等共28名教授一起，被重新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季羡林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根据季羡林老年的反思，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个蠢材”。从1951年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季羡林对这一系列的批判“一点也没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季羡林1967年被抄家、审讯、批斗。他一度想过服安眠药自杀。1970年，季羡林被分配给东语系办公室当门房。因为比较清闲，开始翻译《罗摩衍那》。《罗摩衍那》原文为诗体，季羡林利用晚上译成白话散文，白天再修改成诗句。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经过五年最终翻译完成，1994年该书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晚晴岁月

　　请辞“国学大师”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他又官复原职，任东语系主任。1980年11月，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联邦德国参观访问，他重返了哥廷根并去探访伊姆加德小姐但没有找到。在他人的帮助下，季羡林在90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80岁的照片。

　　1981年，季羡林开始写作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该书于1998年最终完成，全书共73万字，对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进行了研究。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在同一时间段，他还出版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主持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并撰写了近10万字的前言。此外，他还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思考，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他还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上世纪90年代，他主编了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出版了多本散文集和回忆录。

　　1998年4月，出版了《牛棚杂忆》，对历史进行反思。从1987年开始，季羡林撰写了多篇文章，记叙自己的恩师和知己胡适，还之以本来面目。尤其是《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2001年底开始，他住院的时间更多。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写作。中华书局编辑柴剑虹到301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表示自己决不封笔。他在2007年年初出版的《病榻杂记》中，请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文参考季羡林《病榻杂记》、《牛棚杂忆》，张光璘《季羡林先生》、蔡德贵《季羡林传》、《东方学人季羡林》等著作。(记者 张弘 孔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