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去世当天，公共媒体平台上的第一反应，一度令人尴尬。好在，“重季轻任”的局面很快被迅速扭转，相信已在天逍遥的二老，并不在意。

　　对季、任二老的怀念之辞，几天来已如云漫天、如潮决堤了。有些事情，云上之人虽不在意，地上之人还得思量。单论学术地位，任继愈站在文史哲的主干道上，季羡林则偏居一隅，不仅外界对其学问只有感佩、无心甚解，在本领域内亦同道寥寥。显然，公众对学者的评价，其实是不拘泥于学术本身之标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时间里的“重季轻任”，也不出意外。季羡林比之任继愈，有一点略不同，就是在人生最后一二十年里，季比任，更接近大众。季以文载其所思所想，以思想载其为人待物之守则，乐与公众构成交流，使自己又多承担了一份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而相形之下，任老的身影及影响力，仍相对局限于学界内部，象牙塔内。这样的对比并无区分高下之意，因为知识分子亦非一个模本，而是多元与多样的。

　　大学亦如是，虽同奉大学问，却也气韵有别。季老辞世后，男女老少、国土内外的北大人，都很外露感情，纷纷感慨燕园痛失了一面旗帜。这不过是当代北大人的自我评定。从旁看，从季老的世纪人生看，说他典型地代表了北大的精神、北大人的风采，其实并不准确。燕园往东二百米，就可见清华园里潺潺流淌的小河。清华学长季羡林，事实上，更秉承清华园的相貌，清华人的气韵。

　　那是一股甘于寂寞、守得住清凉、乐于在学术一隅耕耘毕生的习性。当年，清华学子季羡林的那些师长们，就这样立于校园之内，恪守本职。而这一百年中的北大人，则更乐于在风起云涌中成长，更善于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所以，在从来事迹和故事比学问多的燕园里，季羡林其实始终是个异类。至少是同道不多。

　　任继愈倒是正宗的北大出身，然而他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几十年，所幸没有掉进燕园的潮起潮落，而是扎根在另一处必须耐得住寂寞的乐园———图书馆。而在他低调和乐得寂寞的晚年之际，长着清华筋骨、穿着北大外衣的季羡林，却陷入了一番被动的热烈之中。

　　这似乎是在批评北大？不是。国家与学术，既需要弄潮儿，也需要潮头背后从不起眼、但从不可缺的默默水流；既需要对时代信号反应敏捷、以秒度量人生的知识先锋，也需要大智若愚、不抢风头、拿年历计时的淳淳学者。只是，今天乃至未来的弄潮儿们，不要以为从季羡林身上看到的是本校的优点，而当清醒地自知，这个在燕园里曾经长久与爱猫独行的老头，恰恰映射着燕园之短。

　　季任携手同尊去，莫道身后有短长。无论做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注于象牙塔内，都需要将从容不迫，化作血液里的一份基因。长于寂寞的季羡林，也曾以那番对错乱岁月的反思，从容地展示过一个知识分子的锐利。任继愈则通过国家图书馆的层层书幛，达成自己与公众的交流。寂寞这东西，有时候并不解渴。比如你对一个都市媒体的娱乐版主编宣讲要耐得住寂寞，就不太适宜。但寂寞可以被享受，终归是个可以让人厚积薄发的好东西。

　　留得寂寞在，不怕没柴烧。无论务农、做工、做学问，都同此理。

　　□杨禹(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