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称任继愈和季羡林为大师，我更愿意称他们是两位大学者，或者干脆称他们是两位老人。这并不说明我不尊重他们，恰恰相反，对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我是心向往之。大师这俩字，冷冰冰的，太俗太滥，一开口叫，就把两位尊敬的老乡叫生分了。

　　7月11 日，我得到两位老人去世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赶忙到网上搜了一些信息，晚上还采访了几位学者。但第二天第三天铺天盖地的关于怀念二老的信息，我就不看了。我懒得看了。因为这些信息大都重复，而且有的还充满了浮躁之气。

　　我想，如果两位老人活着，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词反复粘在自己身上：“泰斗”、“大师”、“划时代”、“文化昆仑”等等。咱们都知道，季老曾推辞“国学大师”等头衔，我认为，这并非先生的一种自谦，而是先生在实事求是，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方面，他对国学没有深入研究。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尽管他曾涉猎敦煌学，但那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学。不过，作为受教育于上世纪初的学者，他的国学功底也许又不亚于如今某些专业学者。而任老也是为人低调，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 二老对待虚名诚惶诚恐。而他们闭眼了，我们缅怀他们，却是在虚浮之风下展开，这样的缅怀又有多大意思？

　　虚浮之风下缅怀老人，容易扭曲老人的可爱形象。比如季老某年帮着看过一个大学新生的行李，这被传为佳话。可是现在有的报道竟然这样做标题：季老经常给人看行李。一个偶然的举动，被放大成为常态，这不是扭曲是什么？ 对二老的夸大报道，事实上是强加于人，是打着尊重的旗号，行侮辱之实。二老的个别弟子追忆恩师，这是人之常情，你回忆就回忆，有一说一，实事求是最感人，但一失真， 我就看着不舒服，因为二老不需要“粉饰”，他们的成就你只要摆出来，就让人肃然起敬。

　　知道季老，不过是读了他几篇散文，而散文是季老业余中的业余，是消遣偶得。知道任老，是因为读大学用的《 中国哲学史》，是他主编的，而这一课我旷课却最多。想想真愧对任老啊。已届中年的我能读懂二老吗？先不说学问，就是在做人上，我又能达到他们几分？现在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以高考学子报志愿为例(犬子今年也报志愿)，大家都愿意选择什么专业呢？任老曾说：“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选择专业都非常的现实，以谋生为原则。如果有吐火罗文研究专业还能录满吗？学了，将来怎么找工作？这是家长最关心的。这样浮躁的环境，怎么还能出二老这样的大学问家？我的朋友，是个不大不小的学者，他说，自从炒股，每天读书的时间明显减少了，坐在书桌前，总魂不守舍。他说，现在就满足于“不大不小”的状态，跟“大学者”是无缘了。

　　我们报社有个可敬的老人毕景舒，他曾言：“活一辈子，人要活个明白。”这句话经常萦绕我心头。活个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的人，一辈子糊里糊涂。我想，任老季老才算是一辈子活得明白的人。因为明白，任老才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季老才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缅怀老人，要去浮躁之气，更要实事求是。吐火罗文这辈子我是读不懂了，我想读读季老的《糖史》。另外，想再看看任老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躺在书架上都20年了。

　　□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