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然：谁谋害了迈克尔·杰克逊

　　迈克尔·杰克逊，一位五十岁的“孩子”，带着生前无限的荣誉和几乎同样多的诟病，走完他的辉煌而苦难的天路历程。他为世人奉献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伴随他生命最后时光的，是一副千疮百孔、形似骷髅的躯壳，还有五劳七伤、陷于崩溃的精神。长期以来，围绕着他总是有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流言和非议。逝者长已矣，但这种争议仍未止息，反而随着他的离去而再度爆发。就像其他很多流行明星惊世骇俗的死亡方式一样，有关他死亡事件的真相，已经成为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待解之谜。

　　全球化的大众娱乐和消费时代，塑造了这位流行之王。从著名童星到超级偶像，杰克逊凭借迷人的音色、炫丽的舞姿，打破了性别、种族、语言和国家的界限，征服了世界，不仅创造了艺术的奇迹，也创造了唱片工业难以复制的神话。然而，如果仅仅将之当作一个文化消费符号，显然低估了他的价值。杰克逊的艺术与生命密不可分，历史之线贯穿他生命历程的始终。他是“一个刚赶上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尾巴的孩子。”杰克逊幼年时期，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杰克逊五兄弟组合开始巡演，正是美国民权运动仍然高涨的时期。

　　杰克逊是一位生活在白人占支配地位社会里的黑人艺术家。也许很大程度上正是黑人边缘化、附属性的社会地位与他敏感而脆弱的人格结构冲突下灵魂和人性的焦虑与挣扎，激发了他灵感的源泉，把一种压抑的本能经由个人超凡的想象力客观化为流行的艺术符号。“他们说他们不会播放(黑人艺术家的东西)。这很伤我的心。但同时它点燃了某些东西。”杰克逊痛恨种族主义，追求种族间和谐共处。“我觉得人们应该多想想上帝和他神奇的创造物，如果你去看看你身体内部的那些奇观(内脏器官的颜色)你就会知道不同颜色的器官做着不同的工作。”他把这样的使命带到歌曲和舞蹈中，带到了艺术之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艺术创作的本性在于自由，然而作为文化生产的过程，却无法脱离外在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结构。他巧妙地融入白人热衷的摇滚中和黑人擅长的节奏蓝调，创造了Pop的新音乐形式，从而把次文化因素带入主流文化的殿堂。某种意义上，他与文化体制整合得很好，乃至成了那个时代美国文化霸权的象征性元素。然而，虽然他有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的众多歌迷，但对于主流社会来讲，却只是一个“圈外人”，他的艺术价值仍然必须按照这个圈子的标准来度量。他深刻感受到外在力量对他的约束。“我已经厌倦了被人操纵的感觉。这种压迫是真实存在的！”

　　杰克逊在音乐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并掌握了文化产业一定的控制权。他创作的题材越来越深刻和博大，越来越现实，个性化的特点也越来越突出。他超越了音乐的边界，成了一个道德主体，一个精神象征，而不仅仅是作为娱乐化的他者。这在根本上挑战了主流文化的霸权，触动了社会文化结构深层次上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娱乐工业既定的利益格局，让某些力量不自在或惴惴不安。

　　他始终生活在种族主义的阴影里。“Beat It”反映了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在一家店内被诬陷偷东西而遭到毒打，并被侮以“黑鬼”。他与猫王之女的婚姻引起了舆论哗然，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抵制和憎恨。整容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肤色问题更是一个焦点。这种变化史无前例，扰乱了本乎正常的白人/黑人的身体分类秩序，打破了种族政治依据身体自然属性所构建的社会格局，让白人和黑人都觉得难堪。面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漂白术的疑问，尽管他努力自我辩护，但不愿意做黑人、力图掩盖非洲裔美国人的血统的解释更有市场。然而事实即便如此，又当如何呢？围绕这些问题的种种说法，实际上都是种族政治和后种族政治语境下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如果不是存在这样一个既定框架和骨子里的偏见，何来各方面对此大做文章？

　　后殖民主义理论先驱弗朗兹·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批判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使得黑人丧失了种族意识、自轻自贱，宛如戴上了“白面具”。然而，杰克逊构成一个与种族政治抗争的复杂案例。身体的变化也许仅是一个表象，面具之下的杰克逊并未丧失自我的种族意识和身份认同，相反愈加强烈。“当我站在镜前时看着自己，我知道，我是个黑人！”

　　杰克逊拥有不平凡的童年，构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个经典文本。他的童年生活在父亲暴虐的阴影之下度过，这对成长中的杰克逊的艺术与人生之路起着复杂的作用。也许正是作为一种童年缺失的补偿，他拒绝长大，他的心理年龄退化到了十来岁。他对儿童的不幸感同身受，对儿童慈善事业一贯地倾注了大量精力和经费的支持。他斥巨资营建梦幻庄园，与儿童分享一起玩耍的快乐，然而却受到主流社会规范的猜疑，为贪婪之徒的敲诈制造了可乘之机。两次遭到娈童案的指控，让他“后半生都带着一个肮脏的罪名”。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和压抑，事业也受到毁灭性的影响。一段时期他对镇静剂和止痛药极度依赖，不得不接受戒除药瘾的治疗。在《他们不在乎我们》中，他歇斯底里地呐喊，分明是内心痛苦的宣告。

　　杰克逊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不愿意在舞台上有半点瑕疵，但是却不得不遭受整形失败的痛苦和由此而带来的非议。他对爱充满期待，一心追求爱的证明，但他的童年缺少父爱，成年后两次失败的婚姻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他越是取得成功，就越是陷入孤独。他故意与外界保持距离，但私生活却越来越多暴露在大众面前。媒体暴力对他异乎寻常的关照，热衷于将他私生活的细节娱乐化，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污名化、妖魔化的效果，他成了“畸形人”、“同性恋”、“娈童癖”、“整形狂”、“神经病名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自己似乎也成了自毁的同谋。

　　虽然面对不公正，他开始公开抗争，通过歌曲的形式表达他的愤怒。《小报上瘾者》、《为何你们要搞臭我》里他愤然控诉，《黑与白》中他砸烂了画有种族主义符号的车窗，但一切都难以从根本上颠覆和扭转。认同不整合和地位反差构成巨大的压力，不断挑战他的神经，撕裂他的内心，以致戕害他的身体，透支他的生命。虽然他心灵依然执着于光明的面向，歌曲依然保持博大的基调，但透过人们总是习惯选择性地关注的那些怪诞和宣泄的部分，的确能够看到他内心与外界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他似乎也在用自虐寻求超越，抑或是摆脱和救赎。

　　2001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杰克逊谈到了爱的力量对他而言的重要性。“如果你降临或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感到被爱，那么这些时间里发生的所有意外你都能对付得了。......如果你没有被爱的记忆，你就无法发现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充实。”他慷慨地向世界奉献爱的精神，却没有得到应得的爱与尊严。他所期待的自由平等的境界与现实世界如此遥远。他只有在舞台上才感到安全。他的社会性存在已经先于躯体而枯萎凋谢。29岁所写的自传中，他自称仿佛年逾80的老人。他早早写下遗书。他的死亡在他死前似乎就已经是个可以准确预测的事件。在把作为艺术生涯谢幕而作的巡回演出的名字“This is it”解释为“就这样吧”或“到此为止”之意的时候，拖着病弱之躯的他不仅表达了告别舞台和观众的计划，似乎也神秘地宣告了自己不久之后的结局。

　　杰克逊死后，制作人昆西·琼斯评价说：他“是新一代的莫扎特、贝多芬或巴赫......他们都曾在在世的时候遭到攻击。人们不理解他们，但直到他们逝去已久后，人们才知道原因。”的确，杰克逊与莫扎特有某些相似之处。看起来他们都异于所处的时代，个性与时代之间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他们凭借非凡的想象力在艺术的世界中驰骋，然而在社会结构的森严壁垒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当他们被无意义感所围困，被爱的匮乏所主宰之时，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于孤独中颓然离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具体是谁谋害了杰克逊、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天阴谋似乎已不再重要。一如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对莫扎特之死所做的结论，杰克逊死于意义的空洞化。

　　杰克逊以赤子之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用音乐、心灵和身体，与围绕着他的那些谎言和阴谋、那些固有的偏见进行积极或消极的斗争。他的幼稚、怪异、脆弱，折射了社会和人类本性中丑陋的东西。虽然他的离世唤起了人们对他某些方面久已被流言遮蔽的艺术价值的回忆和高度评价，同情和惋惜如潮水般泛滥，但更重要的问题却是，他的遭遇能否促进人们对爱与正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