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孙曙

　　解放路线

　　重庆—宜宾—自贡—乐山—峨边

　　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后，清除特务改造“袍哥”成为恢复山城社会秩序的关键任务

　　在渡江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作为蒋介石抗战时期就着手经营起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成为国民党政权赖以喘息的最后据点，在苦心建立起“川东防线”后，企图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挽回全国败局。但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实行大迂回战术，先行攻下贵阳、遵义，打开川东南门户，并最终于1949年11月30日一举解放重庆。

　　解放城市：重庆

　　解放时间：1949年11月30日

　　解放军主要兵力：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及四野部分军队

　　接管部队：二野西南服务团

　　国民党兵力：敌361师、364师、20军、44军、15兵团、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2万人

　　“解放重庆后并不意味着解放的工作完全结束，要想使我们的胜利成果保持下去，使山城安定下来，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结束的。”在向本报“重走四川解放路”报道组记者再次回忆起60年前的戎马岁月，家住重庆上清寺的孙曙仍不停地感叹说，国民党政权在山城潜伏下来的1万多特务，再加上被特务把持的码头“袍哥”帮会，和山区不断挑衅的土匪，他们对人民战争胜利的果实随时产生着威胁，而作为后续进入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战士，斗智斗勇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解放战争。

　　接管军统老巢 重庆社情敌情难以想象

　　2009年6月2日的山城，暑热依旧。但在重庆市中心的一座陈旧的楼房里，记者见到了78岁的孙曙老人。尽管儿女都有崭新的住房，但孙老更愿意与老伴一起守在居住多年的老房子里，因为他可以很方便地溜达到附近，他60年前曾经战斗过的老街道里看看。

　　作为重庆市公安局政保处退休的情报侦查搜集人员，孙老对重庆解放的历史有着不同的感受。时光追溯至1949年5月，这个18岁的浙江诸暨人，和3个同学一道报考进入二野三分校。但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很快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第六支队，并奉命向西南进军，目标任务是负责战后的后续管理工作。孙老所在的团部接受的是接管重庆的工作。

　　“当时，重庆的社情敌情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翻阅着一本红色封面的有关反敌特的印刷读本，孙老大多时候显得沉默，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绝对禁止记者靠近这本读本，因为封面上的“绝密”两字仍旧在提醒他注意保密的组织纪律，同时也在提醒记者，60年前重庆的敌情社情状况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密。

　　孙老说，他们在一路西进的时候，就不断学习有关重庆的资料。重庆不仅是西南地区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战略据点，那里不仅有复杂的地形，不同于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妓女、特务、袍哥、乞丐。

　　“比如重庆的方言就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学习了好一阵子。”孙老说，在湖北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就说，不能够管人叫“老板”，因为老板一般是指开妓院的，而在重庆，喊

　　人老板却是让人愉悦的。在重庆问路，要懂得重庆的“跑里”，一跑里，就是指10里路。

　　在作好所有的基础准备之后，1949年12月12日晚，孙老所在的部队抵达重庆红岩洞，并随后接管了国民党的军统、保密局等西南特务机构领导机关所在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慈居。孙老被分配在了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任务是搜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资料，全面进行“挖潜”、“缉凶”工作。

　　与潜伏特务斗智斗勇 抓捕军统杀手不费吹灰之力

　　说起潜伏和挖潜，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引起了孙老的勃勃兴致。他说，他的朋友专门给他送了《潜伏》的光碟，现实中的重庆潜伏版远比电视剧惊心动魄。他告诉记者，国民党败走重庆后，留在重庆的特务起码上万人。而仅仅在1950年5月，公安部队在侦破国民党“应变”潜伏行动中，就抓捕潜伏特务2000余人、自首的“死棋”(失去上级，没有任务在身的特务)达900多人。

　　1949年底的全国形势，已经完全倒向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一边，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气氛中，国民党在西南的盘踞政权节节败退，尽管潜伏着的大量特务都在伺机等待翻盘的机会，但基本上都已无多少战斗力，遇到公安部队只有束手就擒。

　　孙老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反潜工作，是接管重庆后不久的1950年1月份，一名线人提供情报说，军统杀手刘志钦从川北打游击失败之后回重庆当起了潜伏特务。刘志钦素有军统“四大金刚”之称，曾经在磁器口“11·27”大屠杀中杀害大批共产党员。接到这样的情报，侦查员个个摩拳擦掌。

　　刚解放时，侦查员在重庆执行任务时基本靠走。孙老说，当他们获得情报后，发现刘志钦隐藏在寸滩的一个地方。侦查员就先走路到朝天门，然后雇条小船到江北的寸滩，接着再走路去乡下。

　　“当时，他藏身的小木楼外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上楼的楼梯很窄，其实对方是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孙老说，当时我们将手枪上膛，随时准备展开枪战。但是迅速冲上楼后，对方居然一点都没有反抗。然后我们就宣布：“我们是军管会的，跟我们走一趟”。不过对方还挺狡猾，为了证明自己自首的主动性，狡辩说：“我刚刚回到重庆，正要准备去你们那儿自首。”当然，这个军统刽子手没能逃脱人民的惩罚，很快就被执行了枪决。

　　化装卖菜搞潜伏 渣滓洞刽子手街头现原形

　　抓捕刘志钦只是反敌特中的一个小片段，而更多的潜伏特务，很多时候是经过乔装打扮，不容易辨认。这更需要反敌特人员有一双火眼金睛。在进行敌特辨认侦察工作中，孙老对挖出渣滓洞刽子手徐贵林的记忆犹然在心。

　　1950年春天，重庆南岸弹子石裕华纱厂内，一个30出头的彪形大汉，草帽遮颜，挑着一挑菜从家属区一角钻出来，还不时地扭头后窥，引起了纱厂托儿所叶兰英所长的注意。叶兰英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她总觉得这个人面熟，既不像卖菜的干(穷)人，也不像庄稼人。于是，她决定上前看个究竟。

　　孙老说，这一看不要紧，叶兰英基本肯定此人就是渣滓洞管理处长“猫头鹰”徐贵林。于是，叶兰英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情报科。渣滓洞的重要人物进入情报人员的视线，这在当时的西南公安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徐贵林在重庆解放前夕，亲手下达了屠杀革命志士的命令，导致渣滓洞30名烈士牺牲。在根据各方情报和从渣滓洞监狱脱险同志的检举，证实这个菜贩子就是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渣滓洞看守所管理处处长徐贵林之后，抓捕行动立即展开。1950年3月22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向公安18分局下达了逮捕徐贵林归案的电话指示，当晚，“猫头鹰”就被绑进了18分局。

　　十人发动万人运动 20岁战士要碰碰“袍哥”把头

　　孙老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去重庆的街头小巷里转转，到江边看看那些繁忙的码头，听听常年响彻不停的汽笛声。而这也几乎和同样参加重庆解放接管工作的王磊老人一样，他们对曾经战斗过几十年的这座城市有着同样的热爱，对过去那段峥嵘岁月同样难以忘怀。对比起现在日新月异的新重庆，79岁的王磊老人感慨万千。

　　王老是河南洛阳人，1948年5月进入中原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保卫部担任政治侦查员。1949年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并于同年11月30日抵达重庆，第二天便参加接管国民党重庆警察局任务，直至1950年5月三处组建码头治安组。

　　“我们三处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维护治安，也就是后来的重庆市公安局治安处。”王老说。但是社会治安的恢复谈何容易，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除了大量的敌特潜伏外，还有码头“帮会，而这无疑是重庆治安稳定的定时炸弹。王老说，重庆有9门72码头之称，而诞生于这些码头的把头袍哥则从清末开始发展，以码头工和船工为基础成员，最后发展成为一个由封建把头控制的帮会特殊势力。而在解放之后，大量的特务和反动帮会组织控制着码头，结构相当复杂，既是把头，又是特务，又是帮会，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流串潜伏的土匪特务。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随时准备反扑。

　　“当时社会上有一句话，如果要在社会上混口饭吃，不‘嗨袍哥’是不能立脚的。”王老说，当时为了彻底改造码头治安，西南公安部三处成立了码头治安小组，而组织上则委以年仅20岁的王磊为组长的重任。

　　说起当年刚刚接手任务时，王老现在回忆起都觉得好笑，说自己担任组长纯属意外。而自己对码头治安的治理工作，明显感到空前的压力。因为当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四川袍哥不要提，不提四两，提起千斤。”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袍哥的分量。

　　“我们对袍哥组织的认识少，小组的人员更少。”王老接到任务后十分焦虑，那么多的码头，全小组10多个人怎么才能应对得了呢？于是，王老找到领导抱怨，领导的一句话让他坚定了信心：“不是让你去当战斗员，是让你去当指挥员。”在领导的激励下，他和组员深入到群众当中研究对策。他发现，实际上袍哥并非全是恶疾势力，还有大部分的贫苦群众。他们根本的对立面还是那些恶霸势力。找出问题后，王老旋即开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把头袍哥帮会的群众运动。

　　联手清理袍哥恶霸 河南小子娶回重庆美女

　　抓住了重心，重庆的码头工作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王老也组织码头治安小组的工作人员分头到各个码头组织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揭露封建把头。而在这些行动中，重庆的码头搬运工会也在如火如荼地组建起来。在这期间，王老还认识了一个组织工会的重庆美女，最后结为伉俪。

　　这个成为王老终身伴侣的则是77岁的陶良华老人。在60年前，正在育才中学读书的陶加入了工会，并在工会女工科担任科长。每天他们的工作就是组织工人家属主动揭露有恶疾的袍哥把头、挖出暗藏在码头袍哥中的特务分子。

　　说起当年是怎么认识陶美女的，王老很不好意思地嘿嘿直笑。他说，只记得在那个秩序混乱的时期，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工作非常积极，也特别能够吃苦，在做家属工作时也很仔细，深得女工信任。她的身份对公安部门开展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堵住码头贩枪祸患 乔装打扮智取国民党军副团长

　　正是基于建立了群众性的运动后，通过码头进行的一些枪支贩卖也逐渐治理。说到这里，王老特别说到了当初抓捕一个贩卖枪支的国民党军副团长的事情。

　　在1951年的上半年，工人纠察队的一名纠察员偶然听说，在沙坪坝一小学里，一个国民党的副团长居然在贩卖枪支，并且也在秘密和国民党外围组织进行联络。纠察员听说后就立即告诉了王老。

　　王老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个副团长。于是让人给这个副团长带话，说有位大爷要买支枪来玩，什么时候见见面。

　　“联络了很久之后，对方始终非常警惕。”王老说，无数次联络后对方才答应在沙坪坝小学外的一个吊脚楼见面。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王老专门找了一件袍服，戴了顶礼帽，打扮得派头十足。

　　见面时，双方寒暄后立即转入正题。那个副团长不仅要求王老赌咒发誓，还要拜关二爷。一通像模像样的发誓和拜关二爷后，对方基本对王老放下心来，接着让王老和他一起去沙坪坝的一个地方(现在的草条街)取枪。

　　“当时的那条街道很窄。”王老说，为了安全起见，他早就安排了一名便衣侦查员暗中保护。而买枪的钱，则是在一叠纸上放着两张钱，用报纸一包就成了。一进屋，还没等对方把枪取出来，王老立马从裤兜里掏出手枪，副团长束手就擒。

　　到1950年5月，依靠群众的揭露，重庆市相继对码头恶霸连绍华、谢亚南进行批捕。尤其是后者，在国民党政权时期，他是国民党运输工会常务理事，自称“从临江门到大溪沟的4万码头工，大爷要管一半”，兼党、团、警、特、保长、反共小组长“六毒”于一身，是袍哥义字堂口永复社大爷。

　　之后，恶疾袍哥的治理工作迅速良性进行。据孙曙的回忆，在1950年上半年，西南公安部处理封建把头1494名，逮捕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69名，管制137名，处决特务恶霸33名。至此之后，封建码头逐渐瓦解，到1954年，随着搬运公司的成立，码头治理工作便彻底结束了，重庆的解放成果得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