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原则赏罚分明

　　曾国藩不仅在选拔人才方面慧眼识人匠心独具，而且他的驭人之道也非常成功，非常值得称道，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赏罚分明。人人都提赏罚分明，但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并不容易。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的时候，感情会遮蔽我们判断问题的标准，但在曾国藩，他是力争做到赏罚分明的。

　　比如说他严格惩处了失守徽州的李元度。李元度是曾国藩所谓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和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过去的几个大仗中，如靖港、九江之战等等，即使屡战屡败，李元度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样的一员爱将，按情理似乎都不应该遭到曾国藩的弹劾，但还是被曾国藩弹劾了。

　　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曾国藩驻守祁门，而徽州是祁门的一个门户，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曾国藩觉得必须派可信之人去驻守。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最合适的。李元度虽然是一个书生，打仗不多，但是曾国藩最为信赖的一员爱将。行前，他告诉李元度有几种情况是不能出击的，但当太平军将领李世贤率领部队到达徽州之后，李元度觉得自己能够打赢，于是忘记了曾国藩对自己的约束，率军同李世贤接战了，没想到这一战大败而归，并且失守了徽州。曾国藩这时意识到李元度固然是自己的爱将，又是自己的贴己，但他失去徽州绝对是因为没有服从军令，按理按情都应该弹劾。曾国藩决定弹劾李元度。弹劾书还没有上奏朝廷，整个幕府里的人都纷纷为李元度说情，特别是李鸿章，更是据理力争，最后居然跟老师说，如果你真的弹劾了李元度，那谁还会跟着你在祁门呢，连我也想走。这下曾国藩拉下了脸，说你想走就走，李元度照样弹劾。他真的把弹劾李元度之书上呈了朝廷。

　　罚是如此，赏也是这样。有一个事例就非常能说明曾国藩的赏也十分鲜明。

　　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立志

　　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者，都是从立志开始的。立志就要立长志，立大志，像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那都是古代立志的代表人物。而对于出身农家，后来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宦海生涯既是一种修炼，同时也是立志追寻的过程，可是曾国藩一生所立的志向，却并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封王拜相之类的，而是……

　　只问耕耘

　　但凡成功人士，早年都曾立有大志。而曾国藩却是个一生都在立志的人，不仅立大志，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曾国藩开始走向科举之路的时候，就立下了无数个志向，包括他后来点为翰林、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两江总督，甚至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

　　在曾国藩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次改号，他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这一改号可以说含义颇丰，或者说他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志向。从表面意思看，“涤者，取涤者旧染之污也。”而生者，则采用了明朝袁了凡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

　　曾国藩这次改号明志是在一次秀才考试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之后。当时参加秀才考试要经历种种考试，有次考试取得了第七名，曾国藩颇为高兴，于是取了“涤生”这个名号，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

　　一次小考试让他如此高兴，应该说这是一个孩子的一种本能。随着人生的向前推进，他自然会遭遇很多挫折。当他和他的父亲在道光十二年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他就被亮了红牌。考试考得第七名后，他颇觉自己的诗文做得好，可这一次考试的时候，学台认为他文理不通，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且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也就是秀才的最后一名。对于一向不服输的曾国藩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资质、天资并不太聪颖，遭受如此打击，曾国藩于是告别家乡，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富盛名的岳麓书院。

　　在岳麓书院，曾国藩真是潜心修研，勤学苦读，每一次考试，他都要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终于不负众望，名列第三十六，考中举人。

　　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曾国藩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一路走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遭受了很多挫折，可以说，当年的立志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每当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曾国藩因此付出努力，并立下志言这样一个过程。

　　曾国藩在进士及第之后，立下了更加宏大的志向。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这个对子，强调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

　　志向之敌

　　曾国藩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写下了《立志箴》:“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干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滇之以信，一息尚活，永矢弗谖。”这个《立志箴》其实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原来的贤哲哪怕是帝王，其实和我都是一样的，都是父母所生，他们能做到的事儿，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意在激发自己的志向和努力拼搏的精神。第二，原来我做了一些事情，觉得很后悔，今后我不能再后悔了，后悔积多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我为什么要后悔？我就是要做不后悔的事情——这是曾国藩立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第三，努力就是铁肩担义，就是要做最优秀的人，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懒惰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其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曾国藩是努力的，是上进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难免会有惰性。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他未能早起，于是他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鞭策自己。

　　这件小事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就是不要轻易原谅自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曾国藩对自己要求非常严，即便是他真的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他也决不原谅自己，这样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沿着自己的志向做下去。

　　借口人有的时候的确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以使自己原谅自己。比如曾国藩的弟弟，见到自己的哥哥科举及第在北京做了高官，认为无非是曾国藩的读书条件好。弟弟们写信给哥哥说，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你要立志的话，闹市可以读书，你背着柴火背着猪，你到市场去卖也可以读书，你自己家里的私塾也可以读书，如果你不想读书，就是给你神仙之地、清净之地你一样不会去读书。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可见，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立志的障碍。

　　挫折懒惰和找借口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两大敌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敌人，那就是挫折。曾国藩一生遭遇过很多挫折，但纵观他的一生，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曾国藩却有一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

　　曾国藩的乡试考得不错，位列第三十六名举人，然后就去考会试。会试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三次才通过，可殿试只得了一个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三等叫同进士出身，享受进士的待遇。曾国藩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曾一度不想再继续考了，周围的朋友劝他说还有机会，殿试之后的考试如果能取得好成绩，你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在这个挫折面前，曾国藩咬牙坚持了下来，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考得一等第三名，正是这个成绩使他进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是清代科举人才的最高机构，只有进入翰林院才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否则只能成为下层默默无闻的小吏。而曾国藩面对挫折，迎难而上，在自己的科举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面对挫折的态度，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卑地退缩，认为自己把志向定高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还有一种则是以无比自信的态度来面对挫折，曾国藩就是后者。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

　　独立之志

　　大凡读书的人都是不甘于堕落的，因为读书明理给他带来了许多人生的启迪，但是很多人的志向多半有着相似之处，立志的时候，先看别人立了什么志，别人立什么志，我就立什么志，我不能输给你。这个叫流俗。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志向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他建湘军，那是他人生当中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志向。那时候三十多人共同去编练团练，可能很多人编练团练是出于无奈，是咸丰帝让我团练我就团练，成功不成功，和我没有关系，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打造出与绿营军和八旗军不同的精锐之师，无论招兵、选将，还是训练，他都不流俗。

　　曾国藩不仅立下了与众不同的志向，最终成就了伟业，而且在子女立志方面，也非常脱俗。

　　所谓人各有志，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并没有秉承他的志向，而走了另外的道路。那个时代，千军万马都在进行科举考试，都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而当曾国藩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科举考试是扼杀人的个性的。曾纪泽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写信告诉曾纪泽，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因为不懂天文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一生巨大的耻辱，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曾纪鸿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和别人的教子方法不一样，也就是在立志的时候能够脱俗。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