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中毒事件
1942年春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到杨家岭去参加一个会诊,金茂岳赶去一看,傅连暲、马海德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因为心脏不好,长时间失眠,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事后,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王明自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休养状态。王明身体确实不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其都很关心。王明住院后,主管中央医院的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傅连暲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亲自来探望王明。
李富春和傅连暲都亲自交代金茂岳,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并组成医疗小组,由金茂岳主要负责。开始金茂岳认为不太合适,提出自己是妇产科专业,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后来,李富春对金茂岳说:“你是党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
王明住院后,金茂岳为他进行了多次检查。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儿肥大,有些杂音;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同时,他还得过胸膜炎,有点咳嗽,肺部不太好。再进一步的检查、化验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当时中央医院没有电,仅有的一台X光机也没法使用。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作了汇报,又找黄树则、马海德等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
其他就是调整饮食和休养了。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及治疗意见告诉了王明,王明同意。可当时手术需要用的麻醉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中央医院都没有,便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王明也给军委写了信,并让他的警卫员专门去取药。正当这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无法进行。金茂岳就用刚拿来的、当时最好的消炎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服用两片以后,王明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
后来,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为他治疗。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经过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一段时间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护士。在护士交班时,上白班的护士忘记了停用甘汞的交代,加之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护士给王明继续服用甘汞,使其病情有所加重。后来,又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来诊治。李鼎铭诊断认为王明肝火旺盛,他开了方子,金茂岳看了一下,是黄连和茱萸等,李鼎铭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服一切西药,一段时间后,王明病情渐有好转。
同年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到中国为王明治疗,金茂岳将延安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病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他特别讲了王明服用了两片磺胺药感到心脏疼痛而停用的事。但阿洛夫却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过这种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继续给王明服用。阿洛夫给王明服用磺胺药后又出现过以前症状。最后怎么处理的,金茂岳就不知道了。
后经化验查出,王明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听说,便到中央医院吵闹,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一定要追查出幕后操纵者。
金茂岳回忆说,他在为王明治疗的后期,有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金茂岳说:“我哪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
王明说:“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
金茂岳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国民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做一个证明呢?”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其实,王明向金茂岳逼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谋害自己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树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并派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按中央的意见,傅连暲组织了延安各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大会诊。参加大会诊的有黄树则、王斌、陈应谦,还有马海德,边区政府的曲正也参加了。金茂岳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等情况,会诊人员一起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医生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茂岳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的。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了病情的加重,金茂岳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合格,措施不当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会诊结果上报了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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