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舒芜走了

　　舒芜，1922年7月2日生， 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著有杂文集《挂剑集》、专著《说梦录》、《周作人概观》。出版过专题论文集《说梦录》、《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回归五四》、《哀妇人》等，杂文集《持剑集》、《持剑新集》等，散文集《书与现实》、《串味读书》、《未免有情》等；2001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芜集》八卷。另有《舒芜口述自传》一种(许福芦笔录)。

　　沈昌文及舒芜之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忆其生前点滴

　　著名学者舒芜先生去世了。舒芜先生的女儿昨日仍在医院为父亲布置灵堂，谈起父亲的过世她就泣不成声。她告诉本报记者，舒芜先生的告别会已经确定将于本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由于消息还未完全向外界公布，因此，许多舒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还都不知道，但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朋友将会参加告别会。本报记者采访了舒芜先生的女儿以及朋友，听他们回忆与舒芜的交往以及舒芜先生的晚年生活。　专题撰文/图片整理  本报驻京记者 赵琳琳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

　　“他是个有学问有见解的学者”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舒芜先生比自己年长，早些时候并不熟悉。上世纪50年代，他认识了舒先生，但那时候他和舒先生在一栋楼里办公，不过那个时候，舒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一般在楼东办公，而自己在楼西工作，所以很少见面，也没有什么接触。“尤其，政治上他是‘胡风分子’，我们看到他都要躲着走。但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开始认识到，舒先生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见解的学者。”

　　“舒先生思想解放，言之成理”

　　沈昌文回忆说，后来，他开始主编《读书》杂志，慢慢和舒芜先生有了接触。“他对《读书》杂志的支持非常大，给《读书》杂志写了大量文章，是《读书》杂志在改革开放期间比较早涌现出来的老学者之一。”谈及舒芜先生文章的特点，沈昌文说，舒先生思想解放，而且言之成理。“在我做《读书》杂志主编期间，他至少给《读书》杂志写了几十篇文章。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文章中有许多不错的见解，比如，他对周作人等当时的一批老学者都有很多看法，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许多启发。”他说。

　　沈昌文告诉本报记者，自己退休后，还和舒芜先生保持着联系。沈昌文说，自己是个上网积极分子，每天清晨4时许起床上网，午饭后还要再上一会儿网。“可是他好像比我更积极。”沈昌文说，基本上只要每天打开邮箱都能够看到舒先生发来的邮件，转来世界各大媒体的文章。

　　舒芜自述：同情哀妇人

　　关于胡风的那一点回忆

　　导致了那么大的一个冤案，虽然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害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家破人亡，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的全部好友。我应该负一份沉重的责任。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也能理解，换成是我，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想。在写《从头学习<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之前和之后，我都有跟胡风通信，跟他谈论改造的问题，我是真心相信自己错了，可是胡风他一直不肯认错。

　　交信不交信的问题我也说过很多遍了，我早就对胡风的宗派主义有看法，也跟他在信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太孤立自己，对文艺界的很多人过于蔑视。这个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得很含蓄，但在他给我的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

　　信件经过好几个人传到林默涵手中的事情，当时我都是不知道的。林默涵找我去谈话，那时候的文艺部长可比不得今天，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让我写，我能不写吗？他的话就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命令啊。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评价可以各有看法，但事实只有一个，我想说的只是事实问题。有人写文章说我请贾植芳吃饭，但贾植芳说饭可以吃，手不能握。事实是他到北京来主动找我，请客的人也不只我一个，是绿原、牛汉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东。对于这样的事实，我需要澄清。

　　“我知道男性如何轻蔑侮辱女性、女性又不自知”

　　我6岁那年，父亲的生活中出现了另外一位女性，母亲就带着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父亲的坏话，只是向我灌输父亲是如何的好，如何有学问。等到我会写字的时候，她又督促我至少每个月写一封信给父亲请安。

　　我关注女性问题，是受了五四的影响。我从小就有个小书柜，看了许多新文学方面的书，尤其喜欢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后来又从我的母亲、表姐妹和我教的女学生那儿感受到：女性是应该受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身为男性，我知道男性是如何轻蔑侮辱女性、而女性又是不自知的，所以我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 (据《新京报》)

　　舒芜女儿方竹：

　　黄苗子、李慎之

　　常打电话来“查字典”

　　广州日报记者：舒先生和朋友们的联系多吗？

　　方竹：以前，父亲和朋友们的联系很多。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家终于搬进了新建的楼房，后来家里还安装了电话，父亲非常高兴。搬新家后，远离了老城区朋友们相见难了，他们有事就打电话联系。黄苗子先生、李慎之先生一时想不起某词某句出自某典，就会打个电话来咨询，父亲总能凭记忆答复，如果拿不准，就会到书架前翻出要找的书，查到原文，再立即回电话告知。他们总会谈一些文坛逸事，他们总是笑得很开心，只要父亲接电话后情绪热烈，准是黄苗子先生的电话。

　　广州日报记者：舒芜先生晚年主要在做些什么？

　　方竹：他对自己的病一点都不关心，都关心一些大事，比如国际局势，美国大选、中东局势等，他最关心的妇女问题。只要有精力他就会看书，在重症监护病房里都要拿着本书看。

　　广州日报记者：看什么书？

　　方竹：他看书看得很杂，什么书都喜欢看。去年，在他最近得病以前，他一直在看叶圣陶父子的家书，那本书特别厚，他看得非常有兴趣。今年，他的病逐渐重了，就看一些薄的书。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舒先生晚年很喜欢上网？

　　方竹：对。上网主要是为了看各种新闻，不光是关心国际局势，还非常喜欢关心年轻人的新风尚，还有时尚方面的东西，他非常感兴趣，他的心态非常年轻。电脑学得比我都会操作。

　　广州日报记者：舒先生平时都和你们聊些什么？

　　方竹：他晚年只要有精力，不是写字就是看书。他很少和我们聊家庭当中琐碎的事情，即使是和我们聊天，也总是谈大事，新闻中的事情，有什么好消息、好文章，有些什么荒唐事、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像他整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写作的，一直到他昏迷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