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我来到新北京，到现在2009年，正好有60年之久，有幸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庆，皆大欢喜。

　　永不褪色的记忆

　　-方 成

　　我出生在北京，那时称北平。我入学上到高中毕业,像许多孩子一样，我七八岁开始就喜爱画画，爱画骑马打仗之类的“小人儿”。在学校喜欢上图画课，平时也画着玩。上到初中一年级，有一次上生物课不用心听讲，只顾画画，被老师捉住，挨了顿批评。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威胁下，妄图实行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我所在的弘达中学学生会负有宣传任务，写标语通告。同学知道我会“画小人儿”，就分派我画宣传画。我没画过，就借上海出版的杂志《上海漫画》作参考，画了大约五六张送到“学联”去。我记得贴在我们学校大门外那一张，画的是一把宋哲元29军大刀队的大刀，刀上鲜血淋淋，标题：“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因为我知道军警是用强力水枪和大刀镇压游行学生的。用刀砍伤不少学生。记得还有一张画的是许多人挽着手，联合起来。12月16日第二次游行我参加了。我们游行到宣武门附近的石驸马大街，遭军警镇压，我脊背上挨了一刀，至今伤口痕迹仍在。1936年我高中毕业考上武汉大学，这才离开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回来后再也没有离开。

　　1937年我进入大学刚一年，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统治地区广大，国军不敌日军，节节败退，大片城乡沦陷，政府最后退到四川重庆。我们学校被迫从武汉迁到四川乐山县。几经奔波，1939年我才赶回乐山读二年级。国民党败退，大部分国土沦陷，后方地区紧缩到西部，各地逃来大批难民聚集，经济失去来源，物资供应极其困难。但国民党政府黑暗，那些达官贵人依然腐败横行，大吃大喝依旧。人们常听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讥。从各地来到重庆的漫画家们用漫画对当时所见种种腐败现象进行讽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廖冰兄的《猫国春秋》，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和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叶浅予、张光宇、张谔、丁聪等联合举办的大型漫画展览，轰动全城。我远在川西的乐山县就已风闻。那时我们几位同学合办壁报，由我负责组织漫画稿。不料没人会画，我只好自己画，在壁报上发表。

　　1942年，我从化学系毕业，在化工研究社做研究工作4年。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立即东迁到南京上海一带，那些达官贵人纷纷乘机去接收敌产，去争房子、金子、女子之类，俗称争得“五子登科”，而对人民大众遭受的困苦不闻不问。那时河南遭黄河溃堤，洪水泛滥，大片地区人民遭难，更引起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痛恨。1946年我在四川看到上海报纸上发表米谷、丁聪、张文元等所作评议时事的讽刺漫画，把我吸引到上海，也从事漫画工作，多发表在著名的《大公报》和《观察》周刊上。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除抗日战争期间允许发表抗日题材的漫画之外，平时一向严禁报纸发表评议时事的漫画。但在日本战败后的1946和1947年，仍属国共合作期间，上海报纸发表评议时事的漫画，国民党当局不便禁止，我畅心所欲画了两年时事评议的漫画。我刚到上海时居无定所，后来寄住在进步漫画家余所亚先生家里，在那里交往的都是进步的左翼文艺界人士。后来又和作家端木蕻良相知，对共产党才有所了解，因此对国家前途寄予希望。到1948年，国民党军内战溃败，漫画家们在国民党后方的上海遭恐怖威胁，都逃避到香港。我和作家端木蕻良、单复3人住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村里，等待全国解放。因村里房租低，避居在香港的文艺界人士楼适夷、张天翼、蒋天佐、陈敬蓉、巴波、黄永玉、臧克家、郑曼等文艺界同人以及我二哥孙顺理(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厂总工程师)和弟弟顺佐，都住在那里等候时机返回大陆。不久，见到去上海的船。上海被称为中国漫画的摇篮，我本想回上海，不料吴淞口被阻船进不去，后来有船去北京，我们就改道北京。

　　1949年9月初，顺利抵京。后来才知道，那船里的乘客，全是一批避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其中有巴金、黄药眠等。到达北京，他们受到对外文委的欢迎，连我们这3人也一起安排住下，想必是因为端木蕻良是著名左翼作家，我和单复也属左翼从事文艺人士，就算在一起接待了，后来还一同被安排参加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此后端木蕻良进北京市文联，单复到辽宁，由端木介绍我进《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一年后调到《人民日报》。从1949年我来到新北京，到现在2009年，正好有60年之久，有幸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庆，皆大欢喜。

　　(作者系著名漫画家、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