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死者的责任

　　舒芜先生去世了。媒体报道称，他走得很平静，没有什么遗言。

　　如果不是着眼于个人品格与命运的诠释上来理解，而是站在更为广阔一点的视野中来看，舒芜的辞世，至少发出了以下几个信号：其一，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纷纷辞世，意味着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资产和峥嵘岁月的见证人，他们中的幸存者是越来越少了。其二，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舒芜的离世，意味着“胡风案”的争论可能会画上句号。其三，今后，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探讨和研究，“存活的标本”将越来越少，能够得到的口述资料也会越来越少。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署名为“舒芜”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这份《材料》中，舒芜把当年胡风给他的信件公布于众，为后来子虚乌有的“胡风案”提供了突破口。同时，也因为舒芜与“胡风集团”划清了界限，而曾经风光一时。这些，都是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事实。

　　今人对于舒芜的批评，都离不开这个《资料》。主要原因在于，“胡风案”的影响太大了，所波及到的人物太多了。有些人，本身并不认识舒芜，甚至与胡风交往也未必多深，却都身陷其中，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和灾难。基于这个原因，当年舒芜戴上了“犹大”这顶帽子，不能说太冤。

　　但是，众所周知，在狂热而扭曲的时代面前，个人的想法和价值往往是不值一提的。时代扭曲在前，个人的人格与人生轨迹扭曲在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扭曲，才造就了无数的社会灾难与个人灾难。客观地讲，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知识分子，舒芜是无力的，他的被利用才是问题的根本。他的“划清界限”或者“积极进步”，既有个人的软弱问题，恐怕也与别人的威逼利诱不无关系。既然我们的社会本身当年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反目都不感到意外，朋友之间的出卖似乎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不过，以舒芜为由头的这把火烧得太大了，烧到了他自己都瞠目结舌的地步。作为一个文人，他绝对不会相信就那么一篇文字会牵涉到成千上万个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舒芜的晚年，是有一些反思的。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他的反思不够。但是，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讲，有这样的经历就已经是巨大的羞辱了。他不可能像“文革”时期那样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进行游街示众，我们的时代也不允许。

　　舒芜老人的一生，将来会有很多人进行评判。是是非非，都得任人评说。不过，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单独地研究舒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舒芜的标本价值，只有放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来看，只有放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坐标系中来进行对比研究，才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和优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接问题，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走来才可以看得清楚。

　　舒芜的悲剧，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的纷争，在于成了政治家的工具。我倒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在学术上，舒芜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但是，这一切，都来不得假设。中国的文人，因为传统文化的教唆，有几个人最终回避了政治的牵扯？！

　　在舒芜老人辞世之际，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牺牲者的享与祭》。该书回忆悼念了聂绀弩、李慎之、陈迩冬、王瑶等诸多前辈师友。在这本书中，舒芜写道：“我入世早，多与老兄长老前辈交游。他们对我降格相待，我从他们转益多师。他们的学问文章，我学得很少，私心愿学的，是他们平等待人的精神。把人当人，把女人当人，尊重人权，尊重女权，是平等精神的要义。将他们这种精神多少传诸后世，我作为后死者有这个责任。”———在这里，我们看到，舒芜先生回到了“五四”的传统上来。他的“把人当人，把女人当人，尊重人权，尊重女权”，在今天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对于这本书，我最感到意外的还是它的名字。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究竟谁才是所谓牺牲者？是舒芜，还是胡风？是知识分子群体，是全体国民，还是我们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无疑，享和祭都是同一种东西。谁又被作为享和祭献了出去？献给了谁？

　　想到此处，不禁感慨万端。

　　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