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来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来到中国。《红旗照相馆》中有专门一章描述此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中国官方决定邀请西方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访华，希望能拍出为中国“正视听”的照片，让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情况。

　　布列松来华时，正赶上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各种类型的摆布之风盛行。而布列松对“安排的”照片和“摆布的”环境极反感。

　　6月20日，按照中国摄影学会的安排，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照。7月16日，布列松在与首都摄影界人士的座谈会上，直陈对中国摄影的建议：“我看到表现中国的照片不少，有些很好，但有些我不喜欢。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安排出来的画面不是生活，不会给人们留下印象。”

　　最后，这位西方艺术家，以冷静的艺术视角，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他拍摄了《前清最后一个宦官》、《镟床女工》、《大跃进的总路线口号》等著名照片。然而，由于这些照片“没有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之列”的布列松，最终在中国得到这样的评价—— “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用恶毒的用心和卑劣的手法，污蔑中国的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多年后，国内很多摄影家分析，“当年中国摄影界对布列松作品的严重误读，使得中国摄影停止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因照片而改变的人生

　　《红旗照相馆》中，有3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而有些人，正是因为拍摄了这些照片，人生也随之改变。书中就讲述了不少老摄影人的故事。

　　比如，摄影家魏南昌先生。他是那本被誉为“中国摄影圣经”的《暗室技术》一书的作者。然而，1956以后，魏南昌醉心“画意”、“美感”的照片，被指责为“脱离生活”、“脱离实际”。1957年，魏南昌曾四五次下乡，但面对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热火朝天的集体生产场面、鸡棚牛舍，他只拍回了一张像国画中雄鸡报晓般的“大公鸡照片”，结果被批评为“不愿表现社会主义的新面貌”。

　　同年，魏南昌躲开尘土飞扬的工地与田野间立起来的楼房，在北京西郊拍出了一张名为《古塔与毛驴》的照片，结果这次，他遭到了更强烈的质疑——“只对落后的东西感兴趣”。从此后，魏南昌简直成了公众敌人，有人甚至爆出他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私人摄影师，为蒋介石拍过肖像照。之后，这位原在新华社摄影部任职的老摄影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到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强制劳动。再后来，音信全无，终与“平反”无缘。

　　由于没有亲历自己所书写的这段摄影往事，晋永权在写作时，完全依靠的是“田野调查”方式。他穿梭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寻访当事人。就连1950年至1952年间，新闻摄影局不定期出版过的六期《摄影工作》杂志，他居然也奇迹般地在河北石家庄的旧书店里发现。“这些珍贵资料，并没有被保护被珍视。”

　　晋永权说，他曾经以为“相比起来，单位里的那些摄影史料会好些。一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但当他偶然去一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在装修现场的楼道内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发言纪要 (1958.8-1959.12)》散装书页，放在“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麻袋”里。那天中午，晋永权小心地征询这家单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他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红旗照相馆》出版后，有些业内同行不明白，晋永权为何要不辞劳苦地翻旧账？“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摄影遗痕，例如‘摆拍’之风，如潜规则般一直延续，在现代新闻摄影上有所呈现，甚至浓墨重彩。”在晋永权看来， “如今谈论过去，只是为更准确地确定前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