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

　　中国是如何成功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继续？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5年前以用新角度看世界的《大趋势》一书轰动全球的美国未来学家、超级畅销书作家约翰·奈斯比特，今天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合作出版《中国大趋势》，让我们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在本书中，作者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本报阅读专刊特辟八个整版摘选书中《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导言》及《支柱之五:艺术与学术的萌动》三部分，以飨读者。　——编者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美］约翰·奈斯比特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此为该书序言)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