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六《世宗纪》载，大定七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同书卷七十一《宗叙传》说他“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大将纥石烈志宁。同书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朝只能商议消极防御。同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边修筑边堡和壕堑。

　　这些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朝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宋使楼钥《北行日录》也反映了大定九、十年间，金朝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笔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朝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以上论述了金朝与清朝所处的军事大环境迥异，而金朝前期的对宋战争也无法与清朝的灭明战争相提并论。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春)。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

　　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一句，何忠礼先生为自己的《南宋史稿》辩护说，此书不写宗泽抗金，是因为“与《史稿》所述的其他内容相比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辨误举错，贵在求实》，《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实，将宗泽指挥东京留守司军等击败金军进攻置于“次要地位”，正是表明了何忠礼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水平。

　　宗泽原是根本不懂军事的文臣，并且已至七十高龄，行将致仕，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负起救国重任，并且迅速地从军事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为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难道就不认为可敬和可贵，而值得在《南宋史稿》中予以论述？宗泽准备乘胜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但即使他死后，金军仍不敢进攻开封，这也同样证明了宗泽重整的军威。

　　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建炎三年(1129)、四年(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但张浚不听曲端、吴玠等将的忠告，轻率地在富平举行大规模会战，又使宋朝丧失陕西的大片土地。完颜昌(挞懒)指挥的金军也尚有能力发动攻势，占领淮东。

　　但到绍兴元年(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而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遭到失败，这一切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