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评论家吴义勤在近期《文艺争鸣》发表的题为《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中，针对文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否定提出严厉批评，并且认为，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都是由后人完成的观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

　　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吴义勤看来，从1949年发端的中国当代文学至今已走过了整整60年的历程，虽然政治历史的风云和意识形态的烙痕依然给中国当代文学深远的影响，但这60年的文学成就依然令人感慨和惊叹。无论从作家队伍的阵容结构，还是从文学作品的数量与品质来看，中国当代文学都无愧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然而，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却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轻视和否定当代文学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某种情况下还成了作家、学者证明自身与众不同眼光的一种方式和媒体炒作的兴奋点，尤其是2007年顾彬的“垃圾说”更是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他说，即便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60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却一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觉得就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而言，我们今天的时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和命名，同代人更可靠

　　“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因此，他表示，虽然“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凭热情和冲动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完成认识论的“转变”并真正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而命名权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中最为核心的。在当代文学经典的确认和命名问题上，当代人常常被剥夺了命名权，“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觉得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

　　在他看来，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而且每一个读者也应该是一个“经典”的确立者和命名者。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不应是“过去时态”，而应该是“现在进行时态”。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阅读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本报记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