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揣浅陋，对季老谈胡适的文章提出了若干异议，并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季老生前强调:“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正是季老提倡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给了我撰写这篇小文的学术勇气。

　　一

　　季羡林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学问大家。他的自评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发。”由于所治专业不同，季先生上千万字的著作笔者基本上没有涉猎。今年7月季先生驾鹤西归，不少报刊和出版社重刊或重印了他的旧作，这才获得拜读季老大作的机缘。比如今年8月出版的《群言》杂志，就再次发表了季老1988年在该刊第3期发表的《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以纪念这位民盟的前辈。

　　由于胡适在中国大陆曾经受到非学理性的批判，为他讲公道话原本是一件得人心的正义之举。更何况季老跟胡适接触较多，他挺身而出清洗泼在胡适身上的污泥浊水，人们自然会更寄予厚望。1946年，36岁的季先生从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即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先生说，他们两人“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1999年，88岁的季先生访问台湾，拜谒胡适墓。当时有人告诉他，胡适曾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他很高兴，也很感激。返回大陆后，季先生撰写了一篇文化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原载1999年《百年潮》第7期)，流传甚广。本世纪初，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胡适全集》，特邀季先生出任主编，并为全集撰写了序言。这当然是基于季先生的学术地位和他跟胡适的特殊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季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有时跟史实相距太远，他的某些看法似乎也还有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为胡适说几句话》的基本观点，是说胡适并不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例证是:“胡适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季先生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而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其实这件事跟新月派并无任何瓜葛。作为新月派前身的北京新月社，是隔一年之后才出现的，形式类似于聚餐会。跟国民党较过劲的《新月》月刊直到1928年才创办，这已是事隔六年之后的事情了。所谓“好人政府”的主张，首先见诸胡适1922年5月11日草拟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刊登于同月14日出版的《努力》周刊第2号。胡适起草此文的当晚，即打电话跟李大钊商议，决定第二天在蔡元培家聚会讨论。结果签名拥护这一主张的共16人: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所谓“好人”，系指有奋斗精神的“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所谓“好人政府”，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下营私舞弊的“鸟政府”，而不是针对直到1928年蒋介石才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季先生把北洋政府当成了国民党政府，实属张冠李戴。

　　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季先生深情地回忆说，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参加北大建校50周年纪念会。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了北平，而胡适讲话时仍面带笑容，镇定自若。但事实上，北大这次校庆是在当年12月17日举行的，而12月14日蒋介石已派飞机从南京到北平接运胡适。12月15日下午6时45分，胡适跟夫人江冬秀从南苑机场乘飞机离开北平，当晚10时左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赤峰路为他安排的一个招待所下榻。17日下午3时，他往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据12月18日《申报》报道，胡适在校庆大会上自称是一个“不名誉的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讲话时胡适“痛苦失声，会场凄然断绝”。季先生当时留在北平，而胡适却远在南京，南北暌离，不知他从什么地方能得知胡适“讲话时仍满面含笑，没有愁苦的调子”。

　　二

　　解放后有人认为，胡适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是“小骂大帮忙”。季先生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荒谬，跟“赃官比清官要好”的观点同出一辙。他以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作为重要论据。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解放战争期间，学生经常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从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看，现在应该是胡适挺身出来给国民党帮忙的时候了。但是，据我所知道，胡适并没有这样干，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好像有一次他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

　　笔者不是胡适研究专家，不知用“小骂大帮忙”来概括胡适跟蒋介石的全部关系是否有简单化之嫌。但仅从胡适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来推翻这一论点，笔者认为尚缺乏说服力。据笔者所知，胡适是1946年夏秋之季接替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职务的。在学生运动跟蒋介石政权发生冲突时，胡适的基本立场是:一、以“无偏无党之身”坚定不移地站在蒋介石政权一边。1948年11月20日，胡适在国民党华北“剿总”讲演，希望在美国支持下能挽回败局。当晚写小诗一首，题为《国际形势的观察》，把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称为“圣战”，是“民主、自由、平等与集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同年11月24日，他请陶希圣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这是胡适的自白，毋庸置疑。二、在口头上对学生运动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可，但却从根本上采取反对态度。胡适历来反对学生关注现实政治问题，认为学生游行示威罢课请愿耽误求学的光阴，难有实际效果；表达政治诉求应通过合法的民意机构。“学生认为应当参加政治，则宜离开学校，积极置身于政治场中。”(《胡适之在平谈学生运动》)作为一个主张改良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实验主义者，胡适更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三，在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之后，希望能通过国民党的法治体系予以解决。比如他反对军警直接进校捕人，反对轻易把被捕学生移送特种军事法庭，愿意打听逮捕学生的机关，保释案情较轻的学生……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丧心病狂的日子里，胡适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也许能起到一些疏导和缓解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胡适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胡适同时强调:“一，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1948年8月23日，当北平市警备司令部传讯进步学生时，胡适表示:“我们现在正查明凡确在北平而避而不到案之本校学生，均一律停止其学籍，决不许其注册，并决不许其潜居学校内活动。”这就表明他的屁股基本上是坐在国民党政府这一边。

　　三

　　评价胡适对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态度，还应该提及另一件事。1947年5月18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学生》，攻击中共“策动学潮，破坏社会秩序”，要求学生“勿为奸徒玩弄”，同时表示必要时将对学运采取断然措施。同日，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扬言“对学生罢课、游行采取必要措施”。第二天，胡适虽然正患牙疾，疼痛难当，仍针对蒋介石的文告和国民政府颁布的“临时办法”发表了四十五分钟的长篇谈话。他说:“青年对政治感兴趣，固然不能厚非，不过感兴趣的方式很多:(一)潜心研究政治科学，发表自己所认为的政治主张，以争取同情。(二)退出学校直接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是好办法。但以‘罢课’为手段，希望一罢课就把复杂难解的政治问题解决，实在是不可能的。罢课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上述引文，见诸胡适保存的一份剪报，原载1947年5月20日《华北日报》。从蒋介石文告跟胡适谈话的时间先后和基本立场来看，要以对待学运的态度推翻胡适对国民党政权“小骂大帮忙”的观点，恐怕理由还是有些不够充分。

　　笔者不揣浅陋，对季老谈胡适的文章提出了若干异议，并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记得季先生说过，他的文章虽然凝结着他兀兀穷年溽暑酷寒的心血，但“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他又说:“大师也并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又都能解决。大师解决的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汤用彤全集·序》)因此，他辞“国学大师”的桂冠，辞“国宝”的桂冠。这些都表现出他的自知之明，令人敬重。笔者认为，季先生一生的成就，主要是取决于他在专业领域的贡献，至于他在专业领域之外的议论以及在公共话题方面的介入，应该是允许见仁见智的。季老生前强调:“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正是季老提倡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给了我撰写这篇小文的学术勇气。

　　作者：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