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三请张恨水

　　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专程拜访张学良。来之前，在张恨水脑海中，“觉得东三省是边省，那省会是很简陋的。”然而，下了火车后，张恨水看到沈阳城中不仅马路宽敞、市场繁华，还建起了很多西式建筑。再看街头行人，着西服、系领带的男士和烫头发、穿高跟鞋的时髦女子比比皆是，这种景象在北平街头也是罕见的。看到这番景象，张恨水不觉加深了对张学良的好感，感到张学良为政有方，让沈阳城早早接受了新事物。

　　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设宴欢迎张恨水的到来。餐桌上，张学良趁着气氛融洽，对张恨水旧话重提：“恨水兄，我还想问您一次，您能不能改变初衷，接受我的聘书？ ”张恨水明白，张学良还是想请自己做官，于是他诙谐地说：“恨水乃一介书生，提枪拿刀手就发抖。 ”就这样再次婉谢了张学良的好意。

　　这次沈阳之行，张学良为张恨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游览沈阳故宫、北陵，与省城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会面、座谈，张恨水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在沈阳逗留数日之后，张恨水准备返回北平。临行前，张学良特意送他一些土特产品。回北平后不久，为感谢张学良的盛情，张恨水又为沈阳《新民晚报》创作了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以供连载。

　　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之后，势力扩展到华北。 1931年4月，为了延揽人才，张学良又想到了张恨水。这次，他派副官持专函到张恨水处，邀请其出任自己的秘书。张恨水捎话表示，只会写小说，不懂得军事、政治，无法胜任作张学良秘书，还亲笔给张学良写信表示谢绝。

　　这封信送达到张学良手中时，赵四小姐也看到了。赵四觉得张恨水的字写得很好，很有功力，便嘱咐副官带去一把白纸折扇，请张恨水再赐墨宝。张恨水看到扇面上已有名家画作，描绘的是春暖花开时节，在爬满青藤的篱笆上飞舞着一对恩爱的燕子。他略加思索，在扇子的空白一面题写了诗句：“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 ”写完，亲自将扇子送到张学良在北平的住所。张学良见到张恨水，本想再次提请其出山，但一见扇子上的题词，知道张恨水的心意，便再也没有提起此话。

　　北平的报纸从张学良身边人处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刻以大版面刊出张学良与张恨水交往的文章，标题就是《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

　　故人隔海相念

　　在张学良和张恨水的交往经历中，还有这样一段花絮：1930年，张学良曾委托《新民晚报》负责人钱芥尘去找张恨水，请他为张学良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名字就叫《张学良》，并特意嘱咐要秉笔直书、不加粉饰。张恨水当时答应下来，可他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结果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写传只好暂时搁置。及至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囚禁，这个写作计划流产。没能履行承诺为张学良写一部传记小说遂成为张恨水心底的遗憾。

　　张恨水永生难忘与张学良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是在1934年底。这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地区考察，归来后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年底，张学良闻知张恨水西北归来见闻颇多，电邀张恨水赴武汉一聚。此时张学良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正为“剿共”战事而愁眉不展。

　　到武汉后，张恨水把在大西北看到的社会状况如实告诉张学良，并说通过此行，自己的思想变了，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张恨水的思想倾向自此转向同情、歌颂穷人和揭露、抨击权势者。他的这种转变受到有着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张学良的高度赞赏，张恨水的思想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

　　武汉一别后，张恨水没有再见到张学良，却仍然关注着张学良的消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张恨水则辗转漂泊到陪都重庆，创作抗战小说，鼓舞国人奋起抗日。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张恨水领着妻儿离开重庆，乘车回故乡安徽。在经过贵州桐梓县县城时，张恨水压低嗓音对妻子说：“知道吗，桐梓境内有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张学良就在里面。 ”妻子明白张恨水的话意，问道：“你想去看望他？”张恨水叹息说：“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再说，别人也不会允许我去见他。 ”就这样，张恨水只好把对张学良的牵挂埋在心底。

　　1946年，已经回到北平的张恨水得知张学良已于一个多月前被国民党特务带到台湾拘押时，特意于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表达思念之情，文章中写道：“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西安事变。这幕戏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一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台湾。贵州是山区，台湾是海岛。不才为张氏撰一联送之：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上联嵌一个“学”字，下联嵌一个“良”字，表达了对张学良的深切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