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一座大山。这里，我就叶先生回答我的一封信，作些注释，写下个人肤浅的理解。

　　信是1973年9月12日复我的。海发同志：

　　本月三日手书诵悉。

　　前释“打干”以“谋干”，足下说仍然不懂，这个词意义大概相当于“图谋”，而图谋的总在私利的不怎么光明的方面。因此，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

　　冒号的用法，大家不一致，这也无可奈何。在引语之前用冒号，这是多数人所同。但是总得有“说”“说道”“问道”“曰”在前头，然后用个冒号，表示以下引号里的就是所说的话。可是现在有人以为凡是引号所包的说话之前必得用冒号，如“他抽了一口烟：‘待我想一想再决定吧。’”依我想，“抽了一口烟”是发话之前的动作，并非提示下面是所说的话，因而“烟”字之后只能用个逗号。还有人学外国的叙述方式的，如“‘我走了’，他笑着说：‘过些日子在北京碰头。’”我以为这里的冒号决不该用，“过些日子在北京碰头”固然是他说的话，在前边的“我走了”难道不也是他说的话吗?

　　鲁翁之作在对话之前或用冒号，或用逗号，这情形不止鲁翁一人。如果检查各种报刊，会找到很多。到了近期，似乎转成过分多用冒号了。

　　规定是一件事，大家照用不照用又是一件事。真要做到大家一致，首须作者写稿时候严格，其次则须出版社搞校对的同志严格，这是不太容易的。

　　对标点符号作规定的，似乎不少，若干谈语法的书也有提及，恕我记忆力衰退，不能列举奉告。因足下提起，信笔写了以上这些话，只是闲谈而已。

　　时有恒先生我还能记得，承告他的近况，甚慰。晤面时请足下代致怀念问候之意。

　　我身体尚好，无多毛病，耳稍聋，眼睛尚能每天看书五六小时。承蒙询及，敢言其大略。即请

　　教安

　　叶圣陶

　　九月十二日上午

　　1973年我在徐州教书，应朋友之邀，为初中教师还有小学办初中班级的语文老师(俗称戴帽班)进修讲课，讲的内容为“叶圣陶及其作品”和“鲁迅及其作品”。叶圣陶的著作我读过一些，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我不仅读过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删节本，80年代叶先生赠我的新印本，我还读过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的初版本。我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过一则关于《倪焕之》的札记。叶先生答信中提及的“打干”一词，就是我在《倪焕之》中遇到的，不懂。查《辞海》《辞源》《新华字典》等辞书均不收。无奈之下，我请教叶先生，他的第二次解释让我弄懂了。这是吴语方言中的一个词，不多见的。后来我又在《红楼梦》中也发现用过“打干”的，可见不算僻词。

　　答信中提及时有恒先生，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徐州市人，在徐州市教育局中教科长任上退休。我与他结为忘年交，他家住市内户部山上。他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革命中立功。他写信给鲁迅先生倾诉苦闷。鲁迅回复他一信，题为《答有恒先生》，收录在鲁迅杂文集《而已集》中。鲁迅此信很重要，可以说是鲁迅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时先生也因鲁迅文而出名。时先生的不少文章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旧体诗也做得别有风采。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成都，参与中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活动，编辑《文艺阵地》杂志。同时，他办有一个旧书铺，很有规模，名为“未名书店”。抗战胜利后，他将存书运回徐州，雇了一条大船，险些在长江三峡中遇险翻船。解放后，他一直护着四间屋的旧书，后来存书无偿献给了徐州师范大学。他唯一的愿望是，校方为他编一部《时有恒藏书目录》，但到他病故，目录仍未见到。病中他曾为此抱憾。他两次中风，可能因为贪杯。病中住院，我几次去看过他。

　　我应时有恒嘱咐，信上代他向叶圣陶问候。在成都时，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常去他的未名书店购书，一道参加中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活动。所以叶先生信上说：“时有恒先生我还能记得。”

　　后来时有恒游北京，曾经到东四八条胡同访叶圣陶，相谈一个下午，甚欢。

　　1973年秋时，叶先生身体还是健康的。他虽已赋闲不再赴教育部上班，但仍然较忙。(吴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