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 朱德熙卖书请喝酒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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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 朱德熙卖书请喝酒
2009年10月28日 10:09 来源:文汇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前几日读到朱德熙关于语言学的一篇文章,颇为佩服。忽想起他与汪曾祺的友情,一时感慨良多。

  他们相识在西南联大,年轻时不分彼此,直到晚年,依然来往频繁。朱德熙是苏州人,生于吉林长春。入联大的时候进物理系,后因为喜欢古文字学而转学到中文系。他钟情昆曲,谙于诗文,身上有士大夫的气质。汪曾祺拍曲的时候,总和他在一起,说他们情同手足也是对的。有一年朱德熙大病一场,是汪曾祺护理着,那些年在昆明的苦乐,真的是一起分享的。

  朱德熙在气质上和汪曾祺略有不同,是适合教书的人,能在校园呆下去。汪曾祺要野一点,随便惯了,不适宜做逻辑性强的工作。朱氏在学问上受到许多前人的影响,和王力、吕叔湘也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他和王瑶的关系亦好,与丁石孙等人相处也不错,是个随和的人。他的气质里有儒雅的因素,知识面广。汪曾祺和朱德熙经常泡茶馆,偶也到饭店打点牙祭。交往中,彼此的了解可谓兄弟。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说:

  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我中学的同学王昆芳)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有事了。”

  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

  后来德熙对我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记得汪曾祺在文章中也讲到德熙卖书请其喝酒的事,但恋爱的事情绝没谈起。英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青年时候的汪曾祺,总有种失败的感觉,认为晦气与己相伴而行。中老年后,他淡薄一切,和早年的记忆或许有关。有的恋意与期望,如流水一般,走了就走了吧。

  朱德熙后来在清华大学教书,院系调整后,他去了北大,成了王力之后最好的语言学教授之一。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做了北大的副校长。上世纪50年代初,曾去保加利亚教授汉语,在那时候是受重用的人物。不过回国后,政治运动多,学业自然受到影响,和汪曾祺一样,一直在风雨里荡来荡去。只是“文革”结束后,才和汪曾祺一家往来增多了。何孔敬回忆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德熙和曾祺来往相当频繁。

  有回曾祺和松卿来了。刚好德熙由昆明出差回来,带回一大块昆明的宣威火腿。德熙关照我说:“孔敬,今天曾祺来了,切块昆明宣威火腿蒸蒸,给曾祺下酒。”

  想不到曾祺就了火腿喝了大半瓶洋酒和大半瓶茅台酒。松卿发话了,说:“曾祺呐!我看你够了,不要再喝了。”德熙说:“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

  曾祺边喝酒,边抽香烟,边和德熙谈天。两人谈着谈着,谈到昆曲上来了。曾祺冲我一笑,问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这一问,问得我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来。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了,门牙没有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了,还能吹。”

  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与士大夫式的飘然,那是老一代学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来名声大振,朱德熙颇为得意,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乐。其实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这位老同学,从朱德熙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学问,但并不都认可他的所有观点。两人讨论的问题很广,有时是很专业的东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数封,都是难得的资料。比如在“文革”期间,汪氏给朱德熙的信件没有一点时代投影,倒像是民国文人的文字,颇为好玩。1973年1月4日,他写道:

  《战国文字研究》收到。这回我倒是读得很有兴趣,虽然还未读完。我觉得逻辑很严谨,文体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问我,古代文人搽脸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这跟马王堆老太太的随葬品有点什么关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催眠,卷二“谷类·稻”(一四六页)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许不言何粉,大郑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为糵尔,非别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肤悦泽……”看来,说中国古代(汉以前?)妇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种油脂或草木的“泽”合着粉而涂在脸上,非为后来似的用粉扑子扑上去),是不错的。沈公有次说中国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据。蛤蜊这玩意本来是很不普遍的。记不清是《梦溪笔谈》还是《容斋随笔》里有一条,北人庖馔,惯用油炸,有馈蛤蜊一篚,大师傅亦以油(连壳)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岂能广远?蛤粉后世唯中药店有卖,大概有止泻的作用,搽脸则似乎无论大家小户悉用铅粉了。铅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赋》已有“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李善注:“铅华,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览》果木门·荔枝条,引后汉书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谓“胡粉”,我想乃是铅粉。不过这是想当然耳,还没有查到文献根据。以上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用处。

  在许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据与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这种能力比大学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点随意,乃读书得间所致。他觉得学问要有点趣味,思想是该在趣味中进行的。可是那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在学问上显得干瘪,把丰富的东西窄化,有趣的东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这本书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你如没看过,等资料室登记落账后我即借出寄来给你。如已看过或北大有这本书,那就算了。

  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比如:“没有读物,全凭着演绎式的国音教学法来教是——多数人学不会的,就是有少数的特别脑子的人这么样学会了它,他没有书报刊,他学它干嘛?”(序)你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写文章呢?现在多提倡这样的文风啊,比如:“这样长的文章,谁看?”多好!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

  在“文革”的环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风,与时代的距离殊远,透露出对流行的文化的厌恶。他身在“样板团”,却知道那里的问题。也知道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出了问题。“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连表达都不会了。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知识界,就更为可怕。大学教授在八股的写作中时,思想界就真的无智无趣了。而实际的情况真的这样,他和友人交流中的忧虑,看出与时代的疏离。身在此地,心却高远,寄存在别一世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这位老友的价值,他也许是赞佩汪氏的观点吧。语言学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的。王力、吕叔湘都是好的文学家。后来搞文学与搞语言的分得太清,彼此都有点隔膜了。倒是张中行这样的人,把文史哲打通,境界大开,使人为之一振。学问的深与趣味的真,连为一体,妙意摇曳,多有闪光,那是汪曾祺也自叹弗如的。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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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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