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千年历史的书院，在沉寂百年之后，又以山雨欲来之势在全国各地复兴。

　　书院被贴上“文化复兴”的标签，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传统文化”，尤以“国学”二字为统领。

　　且慢！在对“书院”的夹道欢迎与集体欢呼中，大学里也传来另一种声音：暂不论书院能否扛起文化复兴之大旗，对于书院及一切传统，我们能否冷静地看看它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并批判地接纳、吸收？

　　“博”“约”间的张力平衡

　　有这样一张课表：伦理学、宗教与文化、社会学、近代哲学、近代社会经济史、儒学经典……这样的课表出自书院？不是！其实这是一张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课表。

　　长期以来，书院被认为是传授经史之学的正统，但是实际上，这早已不是它的“专利”。

　　“今天的大学生也要学习过去留下来的一些优秀的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在思勉高研院常务副院长、华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来，对于国学没有必要下统一的定义，但人文需要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势。本着这一目标，思勉高研院在设计课程时打破了学科壁垒，力图涵盖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学科。

　　“跨学科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许纪霖认为，大学教育主张的“跨学科”教育与传统书院的“通识”教育，两者有本质不同。大学的教学目标是“准通识”。之所以加个‘准’字，就是在通识之外强调“专业”。他将“通识”与“专业”的平衡称作“博约”——博，即广博的知识结构，跨学科的背景；约，即一门基础专业。大学的理想模式，就是让学生在“博约”间取得张力平衡，成为拥有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显然，书院只有‘博’，没有‘约’，专业在当时被认为是‘工匠之学’，是遭人看不起的，但这种理念不符合当今社会对人才细分的需要。”

　　书院兴，误读裹挟而来

　　实际上，跨学科培养也好，通识教育也罢，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来授课”。这个问题不仅摆在大学面前，也摆在了书院的面前，对后者而言甚至更为急迫。

　　“有没有大师？”这是不少高校教授对书院前景提出的最大的担忧。因为，大师的意义不仅在于支撑起书院，更在于有客观、辩证地解读传统学说、著作、理念的能力，尤其在这个经史传统浪潮兴起的时刻——除去几个比较有名的书院，各地兴办起各类书院、私塾，都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家长们则一窝蜂地将孩子送入其中接受“熏陶”。对此，已经有教授直言：现在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怕不解读，就怕乱解读、误读。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看来，对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需要有真正的学者来客观、批判地解读，为今所用。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沉浸在强调、推崇过去的氛围中，这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也不利于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陈思和说，在今天教育一体化的状况下，民间办书院能否真正承载传统文化，是值得怀疑的。

　　书院好比“武林旁系”

　　坊间不少评论认为，传统书院的兴起，其实是对大学的挑战。因此就教育功能而言，书院正是作为大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对于上述论调，沪上有学者作了这样一番比喻：如果把大学比作武林正派，那么书院就好比旁系。“民间的确不乏高手，他们去书院讲学，培养一些人，这很好。可是这毕竟只是少数人，违背‘普及教育’的理念。”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大学教授谈及“书院”时的态度竟出奇一致：书院之于大学，顶多作一些弥补。现代教育不可能靠书院，大学必然是教育的主体力量。更有学者提出，眼下高等教育的问题并非是“书院出现了大学没有的东西”，而是大学本身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老师“放羊”，师生间没有学术交流的氛围等等。诚然，良好的师生关系曾是书院引以为傲的，但大学也并非没有师生互动的先例，只是现在有些变质、缺失。

　　书院的归来，流淌着璀璨的传统文化，夹带着“私学传统”微弱的脉搏。尽管它被教授们归于“中国教育体制外的补充”，但学界的仁人志士们也看到：聊胜于无。书院不仅对现代大学教育有所启示，也载满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期待和盼望。(见习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