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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每个人都要在困境中承担责任

　　作家、影视编剧到戏剧编剧，刘恒的每一步跨界都更趋抢眼，他也不讳言自己满意这样的“成长”，并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接下来，他还有兴趣尝试歌剧、导演……甚至更多的未知领域

　　本刊记者/万佳欢

　　上世纪70年代，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动笔之前，刘恒就写过一个独幕小话剧。时间久远得让他都忘了自己当时写的是什么。

　　今年，刘恒终于完成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话剧作品《窝头会馆》。

　　刘恒无疑是目前国内最炙手可热的编剧。如果“好”编剧的标准是“每写一个剧本都肯定可用”，刘恒几乎是国内唯一满足标准的编剧——这是张艺谋给他的评价。无论是频频获奖的《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贴近百姓生活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还是战争大片《集结号》，甚至主旋律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铁人》，他的影视作品无不赢得好口碑和票房。

　　在《窝头会馆》里，刘恒给出的关键词是“困境”，他讲述了北京南城“窝头会馆”的底层百姓在解放前一年如何面对困顿的生活、苛捐杂税、恶人欺诈，乃至无常的命运和人心。

　　这是一部带有刘恒味道的作品：夸张的大段北京土话台词，对小人物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的关注，以及一个好看的故事。

　　最近，刘恒把自己憋在屋里，“写了一千多行顺口溜”——年底，没有任何音乐知识的他首次创作的歌剧作品《山村女教师》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下一步，他想自己导演一部影片——纳入考虑范围的是自己早年的小说《冬之门》。但他也担心自己对电影艺术表达手段的控制力不足，“在此之前恐怕得改编个别人的作品先练练手，”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兴致勃勃。

　　10月15日上午，一直低调见媒体的刘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十分讲究地点了一壶热气腾腾的姜茶，言谈间也十分讲究自己的用词造句——面对记者，这位知名编剧带着些许谨慎。他不似他笔下的张大民、苑大头那样滔滔不绝，只是偶尔的几次自嘲和玩笑流露出他老北京人的本色。

　　窝头会馆：我自己觉得就是及格

　　中国新闻周刊：《窝头会馆》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你做了哪些案头准备？

　　刘恒：张和平院长很早以前就跟我商量写一个话剧。这个故事和题材是经过反复衡量的，我又前前后后酝酿了一整年，真正写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

　　之前搜集了很多资料。我家里收藏有很多关于清末和明初的书，但要研究清楚北京近代的历史脉络，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又到宣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借了很多，加起来可能有上百本。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戏被认为是冲着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去的，《茶馆》会是你创作的“负担”吗——创作时，你是否会有意地接近或回避它的范式？

　　刘恒：当然不是。《窝头会馆》在形态上并不像《茶馆》，后者上上下下的演员起码要比前者多3倍。但《茶馆》的确给了我很多启示，最大的提示来自结构上：它也是三幕结构。我曾设想过按照春夏秋冬将整部剧分为四幕，但看了那么多经典话剧，发现还是开场、发展、结局三幕的比例最“黄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场有不少人，尤其是外地人反映，演员语速较快，有的话听不懂，有的话“太(粗)俗”。台词处理成这样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吗？和当时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相比，你对语言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刘恒：我写台词通常是把自己写高兴就好，包括以前电视剧里的台词，有的演员很喜欢，有的则觉得背起来很吃力。我通常都会跟导演提前说好：我的台词量至少要高出三分之一。至于语言粗鄙，看你怎么理解吧，我觉得是某种真实感的复制。

　　《窝头会馆》是我小时候老北京人说话的那种状态，跟“张大民”时期相比，更淳朴、更地道、更地域化。土话说出来不清楚，好像含着舌头。底层人说土话会比较直接；上层的买卖人和官员骂人可能就会拐弯，比如看到一个胖子，他会说：“真的，您可瘦多了”。底层人则说，“瞧你丫那操行，都他妈揣圆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以献礼为创作动因的戏，可是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关于共产党的内容，甚至国民党也很少，只强调了民生和苛税，人物的设置也回避了和军队党派相关的人，为什么这么处理？

　　刘恒：《窝头会馆》跟某些人理解的献礼毫无关系，只是站在国家六十岁生日的门槛上，回顾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安排成献礼剧目顺理成章。

　　至于党派的问题，这是我了解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现实。我看了大量社会资料和书籍，那时候的共产党显然不像现在这样多，他们只是发展了很多外围组织，比方说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各种读书会，左翼在当时是一种潮流；另一边，国民党知道守不住了，想给接替者添乱，反而在底层和企业里大量发展党员，害了不少人。我在剧中写到这些了，点到为止吧。

　　中国新闻周刊：故事发生在1948年，但情节本身似乎并没有与这一年的历史背景太相关的东西……

　　刘恒：怎么相关才叫太相关呢？我太依赖于观众最起码的历史知识了。有的时候画画也要“留白”，没必要面面俱到地去交代历史的细节，稍微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自己填补这个空白。

　　我寄希望于观众能够全面的理解我藏在这部话剧后面的某些意思，希望他们能听懂或感受到潜台词，但我通常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每人看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世界是个球体，你通常看到的只是一个点，如果恰好这个人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他会觉得看到的就是全部。生活里有很多固执、自以为是的人，大约我自己就是自以为是的人(笑)。

　　所以，可能有的人看完以后觉得享受，有的觉得是一种折磨。我觉得都很正常。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写话剧和影视剧本最大的不同在哪些方面？

　　刘恒：艺术手段和构思方法都有很大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想象空间。我写《集结号》的战壕时可以想象一个真实的战壕；而写话剧，我脑子里的演员们不是在一个真实的南城小院里上上下下，而是在首都剧院的舞台上。

　　演员的状态也不一样。电影里的对白、情节都要尽量真实，而话剧本身就是戏剧化的、夸张的。夸张到什么程度才不让人不舒服？标准很难掌握。此外，适度的“巧合”可以增加话剧的戏剧性和张力；但在电影里别人就会觉得奇怪。

　　这些区别不是没有意义，其中的规律我现在摸得还不是很透，我只能尽量写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自己将在《窝头会馆》中用自己的方式对人艺风格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它体现在哪些地方？

　　刘恒：当年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阶级斗争学说，它的对抗结构影响到文艺创作上，通常是不涉及劳动人民的缺点的，不可能让劳动人民骂人、贪财，因为那是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本性。你如果用阶级斗争学说去套《窝头会馆》的话，它就是个反动作品。

　　但社会在发展，我们会正视人是非常复杂的。在五十年代可以只写外在的善恶争斗，就说不过去了。现在的创作肯定要深入人物的内心，写自身善恶的搏斗，以及自己的弱点给自己造成的困惑。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这个作品满意吗？

　　刘恒：我自己觉得就是及格。朋友说我评价太低了，但要让我再写话剧的话，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该从哪下手。写电影剧本我就没有这么忐忑。

　　我能使上劲的就是台词的生动性、人物性格的准确以及三幕之间的平衡。但用学院派或者说传统戏剧的眼光来看，这个戏剧纯粹么？好看吗？反思一下，我觉得自己还是思考得不清晰，只能慢慢来了。

　　我的作品一直都是主旋律的

　　“从事过工农兵三业”的刘恒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出来的作家”。他在北京门头沟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务农3年，15岁入伍，退伍后又在汽车制造厂当了4年的装配钳工。

　　1977年，他发表处女作《小石磨》。有人看了这篇小说，来工厂找他，想请他去讲课，看到一个23岁的小工人正在吭哧吭哧干活时，来人吓了一跳：“呦，我们还以为刘恒是一40多岁的人呢。”

　　随后，刘恒调至北京市文联，并陆续发表《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等小说，引起文坛关注。而近年来，他专注于影视作品编剧，其发表上一部短篇小说《拳圣》的时间已是十几年前。

　　“不写小说我自己也觉得挺可惜的，可是有话剧不也挺好吗？话剧要真写好了，会被一代代演下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可是，一些关注他作品的评论者并不这么看，不少人觉得刘恒早年的小说如《逍遥游》《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都还是有相当的水准”。没有引起更大的关注是由于，“在当时那个潮流里，他的作品很难归类，人们对他的小说有一点忽略了”。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对比刘之后的影视创作，有很多的不满“刘恒这些年编的这些(影视剧)基本是‘垃圾’。”

　　他认为，《集结号》算是对主旋律题材的一点突破，但它还归功于原著小说已经突破得很全面了。“而且作为一个作家、小说家要写这些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只不过一些小说家要保持自己写作的纯粹性，不大愿意做编剧，或者就胡乱地对付。其实好一点的编剧基本上都是当初写小说的这帮人，只不过刘恒用心比较多，做得比较突出。”

　　在他看来，“编剧刘恒”与之前的“作家刘恒”比，已经是另外一个刘恒了。这样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他一人身上，张闳感慨“当下很多中国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当红的大导演‘普遍堕落’。

　　中国新闻周刊：《窝头会馆》虽是一个“献礼剧”，但它收尾于一个悲剧。你的所有作品似乎都与死亡、绝望情绪有关系。你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下生活得很惨、很无奈，为什么这样处理？

　　刘恒：死亡一直是我作品中一个很大的主题。有人说死亡不是悲剧，但我还是认为死亡是悲剧的根源。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说，生下来就意味着死，人如果不死，生都不是完整的。

　　我觉得不能算悲惨吧，都是生活常态。我在阐述《窝头会馆》主题的时候用了“困境“这个词，我觉得它能代表我对人生的解释：都属于某种困境。作为一个生命，每个人都要在困境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实际上，资源的社会分配不可能公平的，人的本性却决定了其欲望永远难以满足，困境也就难以克服。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有评论说你早期的作品，基本上都“洋溢着时代激情”，现在回头去看，如何评价当时自己的创作？

　　刘恒：不好。当时还太年轻，阅世不深，对生活的认识很肤浅，总是自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是非常幼稚的。廉价的理想主义害人呐……有了阅历之后，慢慢地看社会，眼光就会更冷静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工农经历为你的作品提供了不少题材，早年你当兵的经历对你的的影响大吗？

　　刘恒：部队本身为我提供的写作素材并不多。我所在的机要部队有保密限制，不便在作品里涉及。但我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很大。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脾气挺暴躁的，很贪玩，到部队以后就好多了。当时形成的价值观就是特别爱国，特“正”。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那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总是关注个体命运和小人物，小人物那么多，什么样的人和故事是你所感兴趣的？

　　刘恒：我不知道小人物这个名词最初是怎样的用意，它可能只是指社会地位卑微、不掌握社会财富的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基因，跟别人没有区别。不可小看小人物，历史还真是小人物写的，是这些蚂蚁、沙粒写的，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小人物的手里。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了一个整体，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说得戏剧性一些，创造他们时，每个人物我都得扮演一次，我得控制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总是会比较淡化作者本身的观点和价值立场？

　　刘恒：不是淡化，是疑惑，是把某些观点藏得比较深罢了。比如张大民，我很赞同他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人生哲学，生活总有不满意的地方，一辈子悲观也于事无补；再如《白涡》里的周兆路，就是变色龙式的人吧。为了生存，具有了比较突出的适应性，实际上是人的某种自我保护。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做的几部主旋律作品，如《张思德》……

　　刘恒：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都是主旋律的。“主旋律”如果广义理解的话会比较准确，如果作狭义的理解，只把作品的政治因素拎出来、贴上一个主旋律的标签，我觉得意义不大。包括《贫嘴张大民》，恰恰被认为是主旋律的，乐观主义可不就是主旋律么，但是仅仅如此吗？

　　中国新闻周刊：写《张思德》这类题材时，你是如何做到将故事讲得好看的？首先你对故事的立场肯定是赞同的吧？

　　刘恒：赞同。写的时候是浑然的一种状态。我们干的是艺术活，只要焕发出艺术的美，任何人的心里都有根苗，你跟它搭上，不就找到了知音吗？我只是按照我个人的标准，尽可能地带着某种宽容、或者说悲悯，来看待我处理的题材。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话语权的人老是去做主旋律，会不会担心一些精英阶层会有反对的声音？

　　刘恒：最好的状态是大家七嘴八舌，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社会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不可以随意打乱。我还是持改良主义态度，不主张搞大革命，不管是哪种大革命，我觉得民众付出的代价都太大了。我相信当代人有足够的智慧，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在一条适宜的道路上，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而事实已经在这样证明了。我呢，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在里面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窝头会馆》有人看还有人琢磨，我已经知足得不得了了。 ★